一：隋唐文学概论

别集：文人作品的汇编，比如《李太白全集》《欧阳修词校注》《东坡七集》等

隋唐文学的起点：魏晋南北朝文学

南北朝多轻浮的亡国之音，隋唐排斥南北朝文学轻浮的文风，隋代破此文风，但是并没有立起新的文风，没有大家，也没有新的文体，直到唐代。
隋代南北朝文学共存
- 南朝入隋文人：柳䛒、虞世基、虞世南……
  - 喜欢堆砌华美的辞章
- 北朝入隋文人：重臣杨素，历仕北齐、北周而入隋的卢思道、薛道衡，以及元行恭、孙万寿、尹式诸人。
  - 悲怆的风格，真实的感情，创作风格质朴刚劲，情思亦较浓烈真挚。
隋代文学总体状况：政局从分裂走向统一，南北文学错落并存，并未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文学进程，艺术追求上也未形成一个足以反映统一局面的、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共同倾向。

隋代的两次文学改革

在朝：隋文帝下诏改革文体（开皇四年），出于政治需要
1. 反对言情虚构，反对五言诗，讲究真情实感。
2. 摈除浮华的辞藻，讲究实录实用。
3. 改革甚至动用刑罚，确实改变了很多浮华的文风。
在野：王通（隋朝大儒）《中说》改革文风主张（与隋文帝改革不同的是，他肯定诗歌的功用，认为诗歌是人民的情性）
1. 论文主理：文章要言理，注重道和义，这里的理不是事理，而是儒家的圣人之道（有人说这开了古文运动的先河）
2. 论诗主政教之用：和孔子诗言志、三纲五常相似，失去了抒发个人怀抱的意义，成为说教的工具，反而开了倒车。
3. 论文辞主约、达、典、则：肯定古文，否定今文；
综合评价：扭转了南北朝文风，但是否定了文学的抒情性和形式美，强调政教作用。

唐代文学概论

唐诗概论

一：唐诗繁荣的表现

诗歌数量众多
诗歌题材广泛：各种素材无不入题，各种感怀均得抒发
诗歌体制趋于定型和成熟：五言七言、乐府歌行、五律七律等，争奇斗艳
诗歌流派丰富：山水派、边塞派、元白派、韩孟派等。

二：唐诗的分期

初唐：唐玄宗先天元年以前
盛唐：开元元年（713）至代宗永泰元年（765）
中唐：大历元年（766）至敬宗宝历二年（826）
晚唐：大和元年（827）以后

四分法主要起源于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以明代高棅《唐诗品汇》影响最大。

唐文概论

一：骈文

唐朝骈文特点：（在用处上，基本上就是应用文）

务实切用，改变了六朝的弊病，如魏征、陆贽的疏议就是针砭时弊的
明白晓畅，气象恢弘，精致华赡，在对偶用典、声律辞藻上，不像六朝一样华丽逞才

发展阶段：

唐初骈文大家：初唐四杰，如王勃《滕王阁序》
盛唐骈文：“燕（张说）许（苏颋）大手笔”
中唐：陆贽的骈体奏议，言事周密，析理精警，用笔委屈，极少用典排偶。
中晚唐：骈文乘古文渐衰的机会复燃，代表作家有令狐楚、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等

二：古文

定义：奇句单行、不讲声律对偶的散文。继承了先秦两汉散文内容充实、行文自由、朴实流畅的特点，又提炼于当时的口语，表现力丰富灵活。骈文散文是相互影响的

唐代散文的分期

第一期（618-741），古文运动的发展期
- 武德贞观年间，骈文一统天下。出于施政的需要，提倡公文疏奏，实录切用，出现了以散代骈的征兆。
- 高宗武后年间，四杰的骈文职责朝政，褒贬时事，内容充实，气势宏大；然而辞藻华丽，仍有六朝积习
- 武周时期，陈子昂的论议奏疏，凌厉风发，行文多用散体，被尊为古文运动的先导者。
第二期（742-805），古文运动高潮的酝酿期
- 出现一大批散文改革的倡导者，前有李华、萧颖士、元结，后有独孤及、梁肃和柳冕。
- 理论上主张明道宗经，强调文章救世劝俗的社会作用，推崇陈子昂的质朴文风。
- 他们的主张是安史之乱以后欲以儒道重振朝纲的社会思想的反映
第三期（805－859），古文运动盛极而衰的时期
- 代表人物：韩、柳作领袖，李翱、刘禹锡、吕温、白居易等人为羽翼，互相切磋，声势浩大。
- 指导思想：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阐发文道相辅而行的关系。
- 艺术形式：力主“陈言务去”“气盛言宜”“文从字顺”，对于规范古文创作，提高艺术水平起了重要作用。
第四期（860－907），古文运动的衰微期
- 唐朝季世，古文运动衰微，小品文异军突起，出现了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一批穷愁之士。
- 他们的小品文远绍元结，近承韩、柳。杂文寓言，短篇零章，愤世疾俗，幽默讽刺，深切犀利，被誉为“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唐传奇概论

起源：唐传奇是在六朝志怪小说与唐代商业经济发达的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特点：
- 唐人传奇无论取材于现实还是历史，都着重表现人事，不同于旨在证明神怪不诬的六朝志怪。
- 艺术上追求“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运用想象和虚构，曲折情节，塑造人物形象。

唐五代词概论

定义：词是唐代新兴的一种和乐歌唱的诗体。
发展脉络：
- 它起源于民间，二十世纪初出土的敦煌曲子词，多数出自民间艺人和下层文士之手，作于天宝年间者为数不少。
- 中唐以后，文人仿作渐多，题材手法，均有模拟痕迹。
- 晚唐和偏安的西蜀，产生了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的花间词派。
- 南唐词，产生的土壤与花间词略同，为南唐君臣娱乐遣兴之作。南唐亡国之后，词的内容变为表现亡国之痛、故国之思，极沉痛深挚。词从宫廷佐酒助乐的工具，变为抒情达意的文学形式，词的境界为之扩大，为宋词的繁荣开辟了道路。

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

经济繁荣，国力强盛
政治开明
科举制度（诗赋取士）与君主提倡
南北、中外文化交流与各种艺术的交互影响
文学自身的发展
补充点：文人的社会文化心理，不同的阶段是有区别的，杜甫代表的就是中唐风格，李白盛唐风格，不能去用同一原因一概而论。例如盛唐写不出缠绵悱恻的诗，中唐也写不出盛气昂扬的诗。

二、三：走向高潮的初唐文学

第一阶段：反绮艳与主张文质并重

文学政策

反对绮艳文风，主张文学服务于政教
1. 如唐太宗的《帝京篇》从政治角度看待文学，要求重视诗歌社会功能，恢复诗教精神
2. 又如魏征作《隋书》、《陈书》的时候，也从历史事件的教训中总结经验，强调文学对于政教的作用，关系政权的得失。
提倡文质并重
1. 魏征在《隋书·文学传》中提出要合南北文学之长，“文质彬彬，尽善尽美”

创作实践

台阁诗人：未拜托绮艳文风
1. 如虞世南作宫体诗
2. 上官仪作诗绮错婉媚时人争相模仿，称为“上官体”。创作技巧有“六对””八对“
宫廷之外的诗人：王绩
1. 异代之际的文人失落徘徊，以漫游隐居为主
2. 隐居避世是韬光养晦之计，伺机而动，后来王绩还是出仕了
3. 王绩时常以阮籍和陶潜自比
4. 总的来看，王绩侧重表现田园生活环境和日常生活细事，特别是庄园中的林泉之美，在题材内容和艺术表现上使南北朝分道而行的山水诗和田园诗在别业中初步合流，在唐代的山水田园诗的发展中起了先导的作用。

第二阶段：追求浓郁情思与壮大气势

初唐四杰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
- 卢照邻
  - 五十岁左右时因贫病交加，自投颍水而死，病重时所写《释疾文》《五悲》两篇骚体文叙述了一生的遭遇和遗恨。
  - 诗歌多为行旅、游览应酬之作，长于铺叙发挥
  - 常写有时无命
  - 音韵流畅，抑扬起伏，气势充沛，对后世诗人如李白产生巨大影响
- 骆宾王
  - 从军的经历让骆宾王的诗有开阔的视野，也有更多的边塞题材
  - 常写世态炎凉的诗，生不逢时，末路飘零
- 王勃
  - 最擅长山水行役和赠别之作，富于青春幻想和对前途的热烈憧憬。
  - 性格有些恃才傲物
- 杨炯
  - 用乐府旧题写的一些诗篇，表现渴望保卫祖国建立功勋的意愿，节奏有力，颇有新意。

特点

视野的开阔与题材的扩大，从台阁移到江山与边塞大漠，”四杰”抒写羁旅苦辛，道路险阻，远大的人生理想，抑郁不平的苦闷，对边塞形势的密切关注，重义轻生的豪侠意气。
气势的壮大与感情的昂扬，对宫体诗作了相当大的改造，融入了真感情。
词旨华靡，骨气翩翩，意象老境

第三阶段：艺术的成熟与风骨兴寄说的提出

一：律诗的定型:从文章四友到沈宋

“文章四友”：指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武则天后期，因为修编《三教珠英》，宫廷里形成了一个文人集团。“四友”也属于这个群体。武则天去世后，除苏味道以外，其余三人都在中宗朝得以复用。

代表诗人

崔融
- 崔融对于律诗的定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唐朝新定诗格》很有可能就是崔融
李峤
- 有咏物诗120首，采用大型组诗的形式，把唐初以来人们最关心的咏物、用典、词汇、对偶等常用技巧融为一体，以基本定型的五言律诗表现出来，给初学者提供了便于仿效的创作范式。
- 这组诗的出现，说明初唐五言律诗到武周后期已经成熟。
苏味道
- 多应制之作
- 喜欢写异域方物
杜审言
- 诗存四十多首，多数是五言律诗，少数平仄尚未协调的七律
“沈宋”：沈佺期，宋之问
- 宋之问是与“文章四友”同时而稍晚的诗人，和沈佺期并称为“沈宋”，这两位诗人是对律诗的定型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两位诗人。
- 及之问、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成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新唐书·宋之问传》）

二：艺术追求的多样性：刘希夷与吴中四士（考试重点）

吴越诗人：贺知章、贺朝、万齐融、张若虚、包融等
吴中四士：张若虚、贺知章、张旭、包融
诗歌大多描绘吴越清丽的山水，抒写亲切动人的人生感触，优美纯净的意境和悠扬婉转的旋律。

刘希夷

诗以歌行见长。代表作品《代悲白头翁》《从军行》等。他的《代悲白头翁》与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开唐诗玲珑之先河。

张若虚

留存诗歌：春江花月夜、代答闺梦还
春江花月夜：
- 以月为主体，紧扣春江花月夜的背景来写
  - 升起-高悬-西斜-落下
- 韵律节奏极有特色
  - 全句四句一换韵，平仄交错，阴阳交杂，音乐节奏感强烈而优美
- 传统题材，注入了新的活力
  - 融诗情画意哲理为一体，从而汇成一种情景理交融的优美深邃的境界
  - 春江花月夜-人间纯洁的爱情-对游子思妇的同情-对人生哲理的追求、对宇宙奥秘的探索

总结：以吴中四士为代表的吴越诗人存诗较少，以描写江南山水为主，大都笔致疏朗清新、色彩滋润明丽。讲南朝乐府的风味、晋人欣赏山水的理趣相融汇。从典型的生活细节提炼出大多数人所共有的人生感受，正是盛唐诗歌的重要艺术特征之一。吴越山水诗是对齐梁山水诗的继承和改造，成为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先导。

三：陈子昂的复古诗学体系（考试重点）

陈子昂

陈子昂的文章努力改正当时华而不实的文风，多取法于古代的散文;在诗歌创作方面，他标举“风雅”“兴寄”“汉魏风骨”，《感遇》诗三十八首代表了他实践的成绩。

风骨：即要求诗歌思想内容劲健刚直，感情浓烈昂扬。
- 重点标榜“汉魏风骨”，典型表现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
  - 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音朗练，有金石声。
  - 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兴寄：
1. “采俪竞繁而兴寄都绝”
2. 兴，兴发感情;寄，寄托。兴寄即有感而作，作而有所寄托，侧重点是在有所寄托上。这是对比兴说的一种发展。
3. 比兴:由外物引起内心感动为“兴”，内心感动用外物来做比喻为“比”
4. 在郑玄理解中，比兴或许是讽喻，或许是美刺，只有这样才是有深度的
正始之音
1. 一种观点：这里所说的正始之音，是指嵇阮的诗。……嵇、阮的诗都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当时上层社会的黑暗，表达作家对现实的不满，和建安作者的精神是一致的。
2. 另一种观点：《毛诗大序》:《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3. 偏向于第一种
陈子昂的诗史构建
1. 汉魏↓→晋宋↓→齐梁
  
  建安正始
2. 正始之音承袭建安而来，是晋宋的文风
3. 严氏赞阮诗高古，有建安风骨，亦说明阮诗不属于建安诗范畴，而承建安风骨，与陈子昂的“文献有可征者”接近。
创作实践
1. 《感遇三十八首》出于阮籍《咏怀八十二首》，“感遇”二字则取法江淹《刘文学感遇》
2. 江淹《刘文学感遇》则取法刘桢《赠从弟三首》及《赠五官中郎将四首》。刘桢《赠从弟三首》以蘋藻、松柏、凤凰为比，以喻其美才高节，被视作建安风骨的代表作，钟赞其“真骨凌霜，高风迈俗”。“感遇”之源，在于建安。
总结
1. 陈子昂所提倡、所追求的风骨，正是他的时代对文学的最基本要求，即壮大高昂，足以反映正在走向全盛时期的封建社会的精神风貌。创作实践已经提供了充足的经验，首先是诗歌抒发真实感情，表现昂扬壮大的精神风貌表现丰富多样的艺术风格;完美的诗歌格律，都在创作实践中相继出现了用了近一百年的时间，从宫体诗中走出来，吸收历代诗歌、连同宫体诗在内的成就，终于找到了创造自己的时代所需要的理想文学的道路，并且对于这样一条道路作了最扼要的、重点突出的理论表述:兴寄与风骨。

四：初唐文学的总结

从唐太宗到陈子昂，我们可以看到这近百年间文学发展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从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两个方面同时发展的。
创作上，逐渐摆脱绮艳文风的影响，逐渐地以有充实内容与高昂感情基调的作品去取代内容苍白、形式雕琢的作品。
理论上，从强调绮艳文风的危害和一般地提倡文质并重，到逐渐明确具体的要求，重点突出地提出兴寄与风骨、风雅的主张。

四：盛唐气象与盛唐山水田园诗

盛唐气象所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由于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
它玲珑透彻而仍然浑厚，千愁万绪而仍然开朗，这是植根于饱满的生活热情、新鲜的事物的敏感。
它也是中国古典诗歌造诣的理想，因为它鲜明、开朗、深入浅出:那形象的飞动，想象的丰富，情绪的饱满，使得思想性与艺术性在这里统一为丰富无尽的言说。这也就是传统上誉为“浑厚”的盛唐气象的风格。

一：盛唐诗歌的革新

二张与盛唐诗风的开启

张说，倡导“逸势标起，奇情新拔”以及“属词丰美，得中和之气”。史称“前后三秉大权，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天下词人，咸讽诵之”
张九龄，开元盛世的最后名相。著有《曲江集》，作品不事雕琢，不求华艳，张说赞其文“轻缣素练”，其诗“和雅清淡”
由于政治气象的更新和二张的影响，开元诗人把他们共同的时代感受反映到诗里，将“大雅颂声”和建安风骨相结合。如王维“盛得江左风，弥工建安体”(《别綦毋潜》)，孟浩然“文章推后辈，风雅激颓波”(《陪卢明府泛舟回作》)。
从开元十五年到开元二十二年间，出现了山水田园诗的创作高峰期，从开元二十年到二十七年，又出现了边塞诗的创作高峰期。形成了盛唐诗歌革新的第一个高潮。

二：王孟与山水田园诗

盛唐山水田园诗繁荣的基础

盛唐征召辟举的取士路径。君主为了粉饰太平，热衷于招隐士、征逸人，一些文人怀着起于屠钓、风云际会的幻想，把隐居山林，学道求仙当作求官的一条终南捷径。
繁荣的经济和安定的社会以及山林别业在官僚地主阶层中的普及，为大多数地主提供了寄傲林泉的物质条件和安逸环境。
唐代南北统一，交通方便，文人游学观览的风气十分流行，所到之处，聚会迎送，赋诗留别，大量的山水诗和送别诗即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中。

孟浩然

田园诗：孟浩然是在陶渊明之后，大力写作田园、隐逸题材，并将其与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行役题材结合起来，开盛唐山水田园诗派风气之先的诗人。其田园诗侧重描写在襄阳隐居时的种种高雅生活和闲情逸致，诸如高士的孤怀、隐居的幽寂登临的清兴、静夜的相思等。
- 如：《过故人庄》、《游精思观回，王白云在后》
山水诗：孟浩然在漫游吴越、两湖等地的过程中写下了大量山水行旅诗。与田园诗一样，冲淡仍是主要风格。
- 如：《早寒江上有怀》《与诸子登岘山》

总的看来，孟浩然的山水诗以比兴寄托和壮逸之气充实了南方山水诗的骨力，代表盛唐南方山水诗的最高成就。在表现山水风景的同时，往往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不能济世的慷慨之情，由此形成山水诗的独特体调，可以视作以汉魏古诗革新齐梁山水诗的实践。

艺术上，以不刻画不雕琢的白描手法写景抒情，形成了冲淡清旷的风格，创造了浑融完整的意境，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提供了重要的艺术经验。

王维（“诗佛”）

短篇抒情诗：《息夫人》《相思》等
王维能诗善画，精通音律，擅长书法，各种艺术都有很深的修养，因而能透彻理解诗、画、音乐等几种艺术之间的同异，比一般诗人更深入地探索诗歌表现的特殊规律。他的山水田园诗兼有绘画、音乐之美，苏轼《东坡题跋·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史鉴类编》则将王维的诗称为有声画，说王维之作，“如上林春晓,芳树微烘,百啭流莺,宫商迭奏。
王维为南宗的代表，李思训为北宗的代表，前者平淡悠远，后者比较精致
在王维之前，盛唐的山水田园诗主要集中在南方。王维在充分吸取南方山水诗表现艺术的基础上，从各个角度展现了北方山川郊邑多种多样的自然美，开辟了北方山水田园诗的新境界。

王维诗歌特色

善于用疏放的线条和劲健的笔力勾勒雄伟壮丽的名山大川，如《终南山》《使至塞上》
善于用清新的笔调、匀润的色彩，精致地描绘山林幽美清空的境界。如《山居秋暝》《终南别业》《鸟鸣涧》
善于用清新淳朴的风格以及平远景色的描写体现乡村风光和农家生活。如《渭川田家》

储光羲

长于田园诗，并将田园诗和咏怀诗相结合，创造了独特的比兴体，总体风格清雅老成，在盛唐颇有声望。如：《田家即事》《钓鱼湾》

常建

他吸取了王维在山水中表现禅趣的艺术经验，构成清冷幽微的意境，描绘景物层次丰富，风格较为鲜明。如《题破山寺后禅院》

五：盛唐边塞诗（考试重点）

边塞诗繁荣原因

唐王朝国力强盛，对外战争的胜利，使得立功边塞，成为一般文士追求的目标。
唐代文人入边塞幕府风气兴盛。唐代文人在科举及第后不能立即出仕任官，部分文人选择转入军幕以求升迁。

边塞诗主题

盛唐边塞诗内容可分为几大主题:

歌颂广大战士英勇抗敌的精神，描绘边塞辽阔壮丽的风貌，
揭露汉族与外族、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将军与士卒之间的矛盾，
反映了文人重振国威的理想和各族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愿。

边塞诗特点

艺术上，盛唐边塞诗继承建安诗“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风骨，又吸取了六朝诗善写离愁别怨的长处，形成了悲壮高亢的基调和雄浑开朗的意境，为盛唐诗增添了无限新鲜壮丽的光彩在边塞诗的写作方面，高适、岑参的成就最高，王昌龄、王之涣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崔颢、李颀等则以少量名篇博得了不朽的声誉。
以七言绝句和歌行体为主

边塞诗作者

高适

高适的边塞诗以反映现实的深和广著称，如《燕歌行》

高适诗歌的特点

高适的诗歌理想是力追建安，远溯骚雅，故诗中常有“缘情韵骚雅”“隐轸经济策，纵横建安作”“周旋梁宋间，感激建安时”这样的表述。建安诗的特点是“不求纤密之巧，唯取昭晰之能”(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高适的诗歌不事雕琢，语言简洁劲健，有浑朴之美。相较而言，岑参则受鲍照、何逊等南朝诗歌的影响较为明显，有一种奇丽之美。

岑参

安史之乱后任嘉州刺史等职，世称“岑嘉州”
岑参在肃宗朝被誉为“识度清远，议论雅正”

岑参边塞诗的特点

以英雄主义的精神描绘了塞外行军、征战、送别等各种生活情境，富有浪漫的奇情异彩。打破了初唐边塞诗笼统铺叙、内容庞杂的格局，将各种见闻和经历分成一组组画面，加以深入细致的描绘，创造了主题专一的边塞歌行
以好奇的热情和瑰丽的色彩表现了塞外辽阔壮丽的景色、西域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以及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为边塞诗开拓了新奇多彩的艺术境界。
突破了边塞诗向来只代征人思妇诉说离情的传统，转为直抒边愁，流露了为国立功和怀土思亲的矛盾心情。

岑参边塞诗的成就

以反映边塞生活的广阔多样而言，岑参远远超过了高适，但在反映现实的深度方面，则稍逊于高适。他善于学习民歌明白流畅的语言，创造多种韵律的歌行，想象丰富，气势磅礴。诗风磊落奇俊，富于雄奇瑰丽的浪漫色彩，亦代表盛唐边塞诗的最高成就 。

“高岑”

杜甫最早将高适和岑参称为“高岑”
- 高岑诗风，共同特点是慷慨悲壮。
- 相较而言，高适浑厚岑诗奇峭
- 高善言情，岑善写景;
- 高多自然，岑主奇变。

宋严羽《沧浪诗话》: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激。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高适诗尚质主理，岑参诗尚巧主景。

清王士祯《师友诗传录》:高悲壮而厚，岑奇逸而峭。

王昌龄

因长于七言绝句的写作，被称为“七绝圣手”。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又将其推尊为“诗家天子”。清代沈德潜对王昌龄的评价:“龙标绝句，深情幽怨，音旨微茫，令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

创作特点

描写边塞生活，如《从军行》《出塞》等，情景交融，移情入景
宫苑题材，如《长信秋词》《闺怨》等

王之涣（未细讲）

六：李白

一：生平事迹

李白，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生于安西都护府碎叶，五岁随父迁居绵州彰明。早年漫游蜀中，二十五岁出峡，任侠访道，漫游干谒，又隐居东鲁。天宝初，应诏入长安，供奉翰林与贺知章、崔宗之等人号“饮中八仙”，为权贵所不容，赐金放还。安史之乱中，因牵涉永王李璘之乱，下狱浔阳，长流夜郎，途中遇赦。六十二岁病死于族叔当涂令李阳冰处。

李白写诗避免了律诗带来的繁文缛节，巴山楚水带来清新浸润的风格，古诗成为李白诗文的根基。

二：人生时期

开元时期

拥有同时代文人“济苍生”“安社稷”，以天下为已任的共同理想

“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以鲁仲连、谢安等人物自比，将积极入世的政治抱负和消极出世的老庄思想及隐逸态度结合起来，形成功成身退的奋斗目标。

如《上李邕》中“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

天宝时期

大胆指斥最高统治者的昏庸和荒淫，批判控制上层政治的权奸和佞幸小人。

《古风·其五十一》:“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夷羊满中野，菉施盈高门。比干谏而死，屈平窜湘源。”

《雪谗诗》:“擢发续罪，罪乃孔多，倾海流恶恶无以过。”

《古风·其三十七》:“浮云蔽紫闼，白日难为光。”

随着对天宝政治认识的深化，拯世济时的理想也愈益充实明确。安史之乱爆发进一步激发报国雄心，以平定叛乱、挽回国运为已任，表现了忧国忧民的强烈激情和拯世济时的责任心。

《赠张相镐·其二》:“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皖，澄清洛阳水”;

《古风·其十九》:“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

《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其二》:“谢公终一起:相与济苍生”

身涉永王李璘之乱，写了《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永王东巡歌》

请缨李光弼征讨史朝义，写了《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

陨落，《临终歌》写道：“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杜甫在《赠李白》中说：“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展现出对李白人生崎岖的惋惜。

三：诗歌艺术

李白的众多诗歌当中，最能体现他独特风格的是杂言和七言歌行，打破了初唐整齐骈偶的拘束，杂用古文和《楚辞》句法，善用豪放纵逸的气势驾驭瞬息万变的感情，用仙境和梦幻构成壮丽奇谲的理想世界。
- 沈德潜《说诗啐语》评：大江无风，涛浪自涌，白云卷舒，从风变灭。
李白乐府诗的特色:
- 一是常常将消极的悲叹和强烈的自信统一在一首诗歌里面，气势充沛、瞬息万变。
- 二是融合汉魏乐府的古朴健康和南朝乐府情深韵长的特色，语言天然清新，绝去雕饰，语近情遥，深得民歌天真自然的风致。

七：杜甫

诗史

杜甫的诗歌之所以被称为诗史，是因为他以强烈的是非之情写时事。以时事入诗是杜甫的一大创造，从杜甫的诗歌里，我们几乎可以看到安史之乱的整一幅历史图画。
杜诗也是杜甫一生遭逢战乱，流寓秦陇、巴蜀、湖湘等地的史传，他所亲身体验的一切兵灾祸乱、政治风波都与他家庭的悲欢离合融合在一起，他对自己贫病潦倒的哀叹与对国家盛衰的思考融合在一起，使他的个人经历变成了反映兴亡治乱的国史。

咏怀五百字

《咏怀五百字》是整个古典诗歌史上最早出现的长篇五言诗之一，对于诗歌形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杜甫把个人的辛酸遭遇和百姓的疾苦完全融合在一起，同其辛悲，其深度与广度在盛唐诗人的创作中都是非常罕见的，标志杜甫在安史之乱前思想所达到的高度，也是他对社会现实认识的全面总结。

安史之乱

天宝十五载(756)十月，唐军陈陶斜一战败绩，青坂再战又败。杜甫写了《悲陈》《悲青坂》，表达了人民渴望官军收复长安的心声，对官军的惨败、牺牲的将士致以沉痛的悼念。
至德二年(757)，杜甫从陷落的长安奔赴凤翔，八月回州省家，写了《羌村》三首，从三个角度展现了杜甫回家省亲时的生活片断反映了战火中生民的苦难，构成了一组“还乡三部曲”，也构成幅“唐代乱离图”
乾元二年(759)，九节度兵围邺城，叛军安庆绪“困守孤城，太心益离”。朝廷胜利在望，杜甫作诗《洗兵马》庆贺平叛的胜利。
乾元二年(759)三月，邺城大败，杜甫从东都回华州途中，又写下了千古传颂的名篇《三吏》《三别》。生动典型地刻画了时代和人民的面貌。
- 《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
- 《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赴夔州途中，写《负薪行》，叙述州村女在战争环境中的悲惨命运“十犹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应供给。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
在夔州，写有《驱竖子摘苍耳》，反映官吏的搜刮:“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粒窄。饱食复何心，荒哉膏梁客。富家肉臭，战地骸骨白。
《白帝》，反映横征暴敛下村民的惨状:“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
晚年出峡，泊舟岳阳，作《岁晏行》:“去年米贵军食，今年米贱大伤农。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恩忍爱还租庸。”
杜甫有的诗还提供了史书缺载的材料，如《三绝句》记下了安史乱后蜀中的情形;《仄行赠毕曜》，记下了乾元初年长安酒价，为经济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诗史评价

以诗体分类

一类是五古、五排等以咏怀为主的长篇诗歌，它们善于把直抒胸臆、慷慨述怀、长篇议论和具体的叙事、细节的描绘、用典的技巧，以及对巨大社会内容的高度概括和谐地统一在完整的艺术结构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
另一类诗体是以五古和七言歌行为主的新题乐府。中国古典诗歌以抒情诗为主，没有形成叙事传统，只有《诗经·大雅》中带有史诗性质的几首诗和汉魏乐府中的一部分诗歌采用了叙事手法。杜甫继承《诗经》、汉乐府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本着缘事而发的精神，即事名篇，写作了许多新题乐府，这是他在融会古今诗体的基础上的重大创新。

记史分类

按白居易的标准，杜甫的新题乐府大约三十多首。从记史的角度来看写法不尽相同，
- 以记叙具体的事件为主，每首诗有一个中心主题。最典型的是《兵车行》《丽人行》《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和叛乱中最重大的一些历史场面;
- 以议论为主，类似时事述评，如《洗兵马》，综合评述了两京收复之后的形势;
- 《岁晏行》《虎牙行》《锦树行》，概括某种社会现象或弊病，没有视点固定的具体事件的刻画。
- 以抒情和感慨为主，映带史实，如《潼关吏》是借自己经过潼关时与关吏的对话，回顾哥舒翰潼关失守的事件。

八：过渡时期的文学

第一阶段：天宝中至大历中

一、写实倾向及理论主张:元结与箧中集

《箧中集》一卷，唐元结编。收录沈千运、王季友、于逖、孟云卿、张彪、赵微明、元季川七人五言古诗共二十二首。诗以悲愤写人生疾苦，反映社会现实。
是一种“穷愁之音”。
元结(719-772年)，字次山，原籍河南，后迁鲁山，天宝六载(747)应举落第后，归隐商余山。天宝十二载进士及第。安禄山反，曾率族人避难猗玗洞，因号猗玗子。代宗时，任道州刺史，调容州，政绩颇丰。约大历七年(约772年)入朝，后卒于长安
天宝六载，元结作《皇谟》三篇，提出儒家的治国之道:《二风诗》十篇，指出治与乱之根源，意亦在以儒家之道改革弊政。
约天宝十载，作《系乐府十二首》，全面反映他的政治倾向和诗歌创作倾向，深刻地反映了玄宗晚年政治的腐败和人民在苛重剥削下所遭受的灾难。
元结的写实主张与规讽说
- 天宝六载《二风诗论》第一次提出规讽主张:“吾欲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著斯诗也，将系规讽乎。”
- 天宝十载《系乐府十二首序》提出乐府“尽欢怨之声”，“可以上感于上,下化于下”。
- 元结否定了诗歌的抒情功能
杜甫的兴寄说

同元使君春陵行(有序)：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感而有诗，增诸卷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
从元结、《箧中集》作者到杜甫，诗人们开始追求写实，这在唐代诗歌史上，是一大转变。这个写实倾向里还蕴含了兴寄意蕴。从杜甫明确地提倡这种“忧黎庶”的“比兴体制”后，关心民生疾苦的精神成为中唐风雅比兴最重要的内涵。

第二阶段：大历中至贞元中

唐代宗大历中至德宗贞元中是唐文学的发展史上一个相对暗淡的时期。
活跃在这个时期的主要诗人有韦应物、刘长卿、李嘉祐、戴叔伦、顾况、戎昱、畅当和被称为“大历十才子”的钱起、司空曙、李端、卢纶、耿、吉中孚、苗发、崔峒、夏侯审、韩翃，以及著名诗评家皎然。

一、盛唐余韵与战乱写实

韦应物，世称“韦苏州”。诗风恬淡高远，以善于写景和描写隐逸生活著称。后人多将他与陶、王、孟、柳等山水田园诗人并提。作为一个从太平盛世过来的人:目睹安史之乱后民生凋敝的惨象，他的感触更深。因此他有一部分诗歌反映战后的乱象，指责朝廷的无能。
盛唐余韵如：《寄畅当》（韦应物）《上湖南崔中丞》（戎昱）《送卢彻之太原谒马尚书》（司空曙）
战乱写实如：《寄李儋元锡》（韦应物）《观田家》
钱起，世称“钱考功”。代宗大历中为翰林学士。他是“大历十才子”之一，又与郎士元齐名，称“钱郎”，当时称为“前有沈宋，后有钱郎。”
卢纶(739年-799年)，字允言，大历十才子之一。大历初应举，屡试不第。著有《卢户部诗集》。今有《卢纶墓志》出土对其生平多有纠补。代表作有：《逢病军人》《女耕田行》等

二、宁静淡泊的诗境

盛唐余韵与战乱写实，这是大历初至贞元中诗人们创作中的两点生机，但并不是主要倾向。主要倾向是追求宁静闲适、冷落寂寞的生活情调以及清丽、纤弱之美。胡应麟《诗薮》云:“诗到钱、刘，遂露中唐面目。”
刘长卿，字文房，唐玄宗天宝年间进士。因刚而犯上，两度迁谪。唐德宗建中年间，官终随州刺史，世称刘随州。长于五言，自称“五言长城”。追求宁静清雅的诗境，但是有种冷漠，寂寞的情思。”气骨顿衰“
- 《敕恩重推使牒追赴苏州次前溪馆作》:乱鸦投落日，疲马向空山。
- 《秋秒江亭有作》:寒渚一孤雁，夕阳千万山。
这一代诗人（韦应物、戎昱等）仕途坎坷，看过升平的盛世，但是后面也经历了战乱，会怀念当时的盛世，感情浓厚，怀念过去的同时，对现实呈消极态度。

三、艺术追求：崇尚丽辞，远韵，高情

崇尚丽辞
1. 春来此幽兴，宛是谢公心。(钱起（受二谢清丽诗风影响）《春谷幽居》)
2. 舞退燕姬曲，歌征谢眺诗。(《陪南省诸公宴殿中李监宅》)
3. 江山飞丽藻，谢眺让前名。(《奉和宣城张太守南亭秋夕怀友》)
4. 遥知谢公兴，微月在江楼。(《奉送刘相公江淮催转运》)
崇尚远韵
1. 大历初贞元中的诗人们追求“情在言外”。“文外之旨”是诗歌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文外之旨”的“旨”，是指意而言。皎然《诗式》:“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但见性情，不见文字，盖诣道之极也。”所谓两重意以上，实际上就是义旨深远以至于不可穷尽。
崇尚高情
1. 《诗式》卷二序:以格情并高可称上，上品不合分三
2. 《诗式》卷一“辨体”，首标“高”、“逸”:风韵切畅曰高，体格逸放曰逸。
3. 《诗式》举诗例，标明“高”者共十五例:
  1. 写幻想中的神仙境界者五例:郭璞《游仙》三例，陆机《前缓声歌》一例(“游仙聚灵族”)，鲍照《代升天行》一例(“家世宅关辅”)。从这五例看，他之所以把这些诗列入“高”格，着眼点似在于这些诗表现了一种超脱于世俗之外的情思。
  2. 写隐居生活之悠然情趣者四例:陶渊明的两首《饮酒》“结庐在人境”与“秋菊有佳色”。左思的两首《招隐诗》“杖策招隐士”与“经始东山庐”。这四例是追慕隐居生活情趣，本质上也是超脱世俗悠闲情趣。
  3. 其余六例:左思《咏史》“振衣千仞岗，灌足万里流”仍是归隐之意;嵇康《送人入军》“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表现悠闲情思。
4. 举“逸”的例子，涉及郭璞的两首诗，同时也标“高也”。既是“高”，又是“逸”。可见其分体标准缺乏严格规定。总之皎然所说的“高”“逸”，指的主要是远离世俗的悠闲情思

总结

总的来看，大历初至贞元中这二十几年，创作中失去了盛唐那种昂扬的精神风貌和浑然一体的兴象韵味，转入对于宁静、闲适、寂寞生活情趣的追求，在理论上也相应地主张高情、丽辞、远韵，着眼于艺术形式与艺术技巧的理论探讨。

九、十：唐宋古文运动

一、骈文的兴起和发展

兴起原因

出于实用需要
1. 骈句方便记忆和背诵，在制诰上有利于内容和气势的表达
2. 在奏疏中，用骈偶句可以增强说服力
3. 骈句引入事典有气势
追求艺术技巧
1. 骈偶句辞藻华美，有抑扬的节奏质感

发展

由魏到晋，排偶更加整齐，词采更加华丽，通篇更加凝炼，用典则时或出现借喻与隐喻
由晋到宋，进一步集中在用事用典上。钟嵘《诗品》:“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南齐书·文学传论》:“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
由宋到齐、梁，骈文在用典之外，加上对声韵的美的追求，词采也更加繁丽，句用四六，使句式更加整齐。此时骈文已发展到其极致。

总结

骈文的发展，无疑给文章的艺术表现力开拓了一块新的天地，为文章的艺术性创造了许多宝贵经验。但由于它在发展过程中过分地着眼于技巧的追求而忽略了内容的价值，逐渐走向僵死，于是又催生了主张复古、由骈而散的文学思想，此为文体、文风改革的文学背景。

二、韩柳前的文体改革

唐前

骈文兴起以后，散体文并未中断，在骈文统治文坛的齐、梁时期，散体也同时并存着。散体文的再度兴起，是指自觉地提倡写散体文。

唐前期

独孤及和李舟认为唐初文风有所改变，从陈子昂开始一变，李华、萧茂挺开始又是一变
梁肃认为有三变：陈子昂——张说——李华、萧茂挺
新唐书重视张说、苏颋期间的贡献

文体改革

文体文风改革不自韩、柳始，而是一个缓慢的渐变的过程。
在韩、柳提倡古文之前，文体、文风改革沿着两个方面并进:
1. 一是散体写作逐渐增加;
2. 一是骈体文逐步改造、变化。
就发展阶段而言，可划分为两个时期。
1. 自陈子昂至开元末为前期;
2. 天宝以后，至韩、柳登上文坛以前为后期。

第一阶段：陈子昂至开元末

散体文写作逐渐增多，且从奏疏扩展到其他文体。从内容说，多论及治事吏道，多本于儒家政教观念，与六朝骈文侧重抒情不同。从文字说，典重质实，与六朝骈文绮丽浮艳不同。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文体文风在创作实践中已有了明显的进步，但在理论上只提出了方向，既不具体，亦未形成系统

第二阶段：天宝中期至贞元中韩愈登上文坛之前

元结、李华、萧颖士与独孤及、梁肃、陆贽、权德舆、柳冕等人，在创作实践中为韩、柳的文体文风改革作了充分准备。
1.传、记、论、序、铭、碑、表的散体化
- 李华《才之小大》
- 元结《右溪记》《菊圃记》
2.制策、对策等公文的散体化
- 建中元年(780)，试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策问，制策和对策开始用散体。这是自唐建国以来一百五十余年在严肃场合出现的一次文体改革。在此之前的一百五十余年间，策问全为骈体。策问文体改变说明文体的改革已相当普遍，为朝野所共同同接受。
3.对于骈体的改造
- 这一时期的骈体文改造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已全无固有之用典繁赘晦涩与词采雕饰文。
- 这突出的表现在陆贽的奏议中。论事恳切，说理严密，叙事间以散行，加之以内容之切实，遂为历代论者所赞许。刘熙载以四字评之曰:“正实切事”
4.文体文风改革的理论探讨
- 在写作实践中出现了文体文风改革的同时，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了相当活跃的对文体文风改革的理论探讨。重要的古文家周围往往有批朋友和学生，切磋文章，议论文理。李华与萧颖士、贾至交往。《祭萧颖士文》:“平生相知，情体如一”“有过必规，无文不讲”李华周围，还有独孤及、韩云卿、韩会、李纾、崔祐甫等人;独孤及周围，有梁肃、高参、崔元翰、陈京、唐次、齐抗诸人。
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等人在文体文风改革中的主要主张，就是以符合儒家经典的思想去充实文的内容，使文章有益于政教。要求文章质朴简洁，反对藻丽雕饰

韩柳前文体文风改革未能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

与当时现实政治脱节，大多带着空言明道的特点，并未触及现实政治中的任何重大问题。
对骈文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没有吸收其长处，用于丰富散文写作艺术。
缺乏独创性。只是模仿先秦两汉的儒家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新的创造。

三、韩柳古文运动（一定会考）

(一)韩愈的明道观念

韩愈(768-824)，字退之，主张尊儒排佛，反对藩镇割据，并倡导古文运动，也是中唐奇险诗派的领袖。

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宋·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
韩愈将儒家传统文学观的明道说与政治生活密切结合，融入了积极入世、关心生民疾苦的人生态度。

做法

反对佛、老
- 作《谏迎佛骨表》，反对朝野上下迎佛骨
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封建等级制度
- 韩愈明儒术的另一目的，便是反对藩镇割据，加强中央政权维护严格的封建等级制。
- 作《原道》《谢自然诗》
理清“道”、“文”内涵及两者之关系
- 提出并澄清道与文的关系是韩愈对唐代文学观念的杰出贡献，也是其散文创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并确立起历史地位的基础
- 1.明确“道”之内涵
  - 隋唐以来的论文衡文者,除少数人如元结提及“道为文本”外，大多以诗、书、礼、易为准则,以辅助政治教化为目标。道之内涵未明
  - 韩愈同期作家,也有论“道”之语,如权德舆《中岳宗元先生吴尊师集序》，所言非儒家之“道”,乃道家之“道”
  - 韩愈第一次以简洁的语言对“道”的内涵,作了全面、明确而集中的概括:《原道》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已，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
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 韩愈首先将政治伦理道德观念归纳为“道”,将其从所谓“人文”中分离出来,明确肯定它是儒家的思想理论系统。其次将“文辞”之“文”,从“人文”中分离出来,与“道”构成对应关系。“文”用来表现“道”:“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
- 2.理清“道”与“文”之内在关系
  - 韩愈论“道”与“文”还涉及文章本身的内容与形式。基于前人因追求形式美而弱化文章精神与质实美的弊病,韩愈特别强调了作者需培养内在精神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 韩愈将“道”与“文”的关系引申到作品的内部,既强调内容的重要,又不忽视形式的精美,追求的是二者的协调与统一

(二)柳宗元的明道观念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郡人，世称“柳河东”，参与王叔文的革新活动。永贞革新失败，被贬永州司马元和十年，召赴京师，又出为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卒于任，世称柳柳州。生平事迹见两《唐书》、韩愈《柳子厚墓志铭》等。
1.柳宗元明道观的形成
- 柳宗元“文以明道”思想的形成，比韩愈要晚，在贬永州司马之后逐步明确起来。主张求实通变之道
- 总结起来看，柳宗元的“文者以明道”主要谈了三个问题
  - 其一，写作时必须有严肃认真的态度。柳宗元主张在文章写作时，要切忌“轻心”“怠心”“昏气”“矜气”这四种弊病这是由“文以明道”的根本使命所决定，要写出正确的、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内容，作家就必须以严肃、认真、冷静、谨慎的态度进行写作。
  - 其二，不仅须具备正确的写作态度，还须掌握高超的写作方法和技巧。柳宗元总结了六种不同的写作手法:“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即文章要做到既深奥又鲜明爽朗，既畅达又有节制，既清扬又稳重厚实。这是他长期创作经验的高度概括，对于后进之士学习古文写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柳宗元明道观的具体内涵
- 柳宗元要明的道，是辅时及物之道，即有益于时政，有益于生民，重人不重天。他虽亦标榜孔子之道，但他其实处处考虑的是化人及物:“然而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
- 韩愈、柳宗元，包括这个时期其他的古文家，尽管哲学思想不同，政治立场也不一致，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待政治对待人生的积极入世、主张改革的精神，这是他们在文体文风改革中主张功利文学观的共同思想基础。

(三)“不平则鸣”说

在提出和实行“以文明道”的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学家也从理论和创作上提出了另一个重要观点–“不平则鸣”，它反映出作家们认识到文学的抒情特点。这个思想与明道思想的同时出现，是韩柳不同于前人文体文风改革主张的重要标志
1.“不平则鸣”说的理论阐述
- 贞元十九年韩愈《送孟东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 永贞元年韩愈《荆潭唱和诗序》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
2.“不平则鸣”说的创作实践
- “不平则鸣”的思想浸透到古文运动中，给这一改革增添了生机，也创造出了许多实际的业绩。如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肯定了柳宗元遭贬之后文学上的巨大成就，而这成就正是穷愁失意的产物。
- 例如：《骂尸虫文并序》（以颂为讽）《乞巧文》

(四)复古与创新

相比前古文运动，韩柳的文学主张不同之处在于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模仿和复古上，而是强调创新。创新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兼收并蓄，集众家之所成;二是在此基础上求自树立。

1.兼收并蓄，集众家之长
- 韩愈《进学解》: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
- 柳宗元《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
- 韩愈《答李翊书》：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夏夏乎其难哉!……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陈言务去，可能有名词解释？）
2.自树立、推陈出新
- 韩愈《答刘正夫书》：提出能自树立，不因循守旧的才是圣人之道
- 相应的,韩愈在反对俗滥文字的同时,也反对泥古不化。如《赠左散骑常侍太原王公(仲舒)神道铭》
- 柳宗元也有类似论述，如《与友人论为文书》《复杜温夫书》
- 对韩愈《进学解》的评价：
  - 本文语言造诣高超，韩愈力主陈言务去，自铸新辞，如以“口不绝吟”“手不停披”状先生之勤学，以“踵常途之役役窥陈编以盗窃”形容其碌碌无为，以“爬罗剔扶，刮垢光，写选拔培育人才。至于“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含英咀华”“佶屈聱牙”等词语，极其贴切凝练。“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概括了丰富的人生体验。此种壮大气势与怪奇思路的形象和辞语，皆非同凡响。

小结

以韩愈和柳宗元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其明道主张与当时的政治现实息息相关，具有实践性;在提倡文学功利目的时，同时注意到了文学的抒情特点。艺术形式上追求创新，使得这次改革充满了生气。但文以明道作为一种普遍的理论，在后来写作实践中成为宣传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论依据，常常造成文章的缺乏真情实感，充满道学气息。

四、宋代古文运动（后面讲）

十一：诗到元和体变新

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李肇《唐国史补》

经过大历初至贞元中一个徘徊的过渡期之后，诗歌领域展开了革新思潮。从贞元末开始，到元和中达到高潮元和末渐至尾声，长庆以后，转入了对另一种诗歌思想的追求。变新的途径大致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元白诗派的尚实、尚俗;一是韩孟诗派的尚怪奇。

一、元白新乐府的先导:张王乐府（张籍和王建）

尚实、尚俗的风格最早可以追溯到顾况。如《李供奉弹箜篌歌》

宜远听，宜近听。左手低，右手举，易调移音天赐与。大弦似秋雁，联联度陇关:小弦似春燕，喃喃向人语。手头疾，腕头软，来来去去如风卷，声清泠泠鸣索索，垂珠碎玉空中落。

1.王建

王建出身寒微，大历间进士，一度从军。中年入仕，累迁陕州司马，世称“王司马”。

作于贞元初的《扬州寻张籍不见》，即有民歌的明快格调：

别后知君在楚城，扬州寺里觅君名。西江水阔吴山远，却打船头向北行。

作于稍后的《雨中寄东溪韦处士》，在用辞上也有意向通俗化方向探索，几乎纯系口语:

雨中溪破无干地，浸著床头湿著书。一个月来山水隔，不知茅屋若为居。

王建部分乐府诗在语言通俗之外，又有所寄托，如《水夫谣》《海人谣》《田家行》《当窗织》等

当窗织叹息复叹息，园中有枣行人食。贫家女为富家织，翁母隔墙不得力。水寒手涩丝脆断，续来续去心肠烂。草虫促促机下啼，两日催成一匹半。输官上头有零落，姑未得衣身不著。当窗却羡青楼倡，十指不动衣盈箱。

王建在追求通俗化的创作倾向时，提倡有所托讽，且在乐府的创作中实践了这种思想。写乐府以托讽，即“大雅”之意。

《送张籍归江东》:君诗发大雅，正气回我肠。

《寄李益少监兼送张实游幽州》:大雅废已久，人伦失其常，天若不生君，谁复为文纲?

张籍《赠王秘书》:“赋来诗句无闲语”

2.张籍

与王建同时从通俗化方向探索的是张籍。其作品非正面讽喻，而以“俗言俗事”入诗，以同情之心写所见，作品本身自然流出讽谕之义。

白鼍吟天欲雨，有东风，南溪白鼍鸣窟中。六月人家井无水，夜闻鼍声人尽起。

樵客吟日西待伴同下山，竹担弯弯向身曲，共知路旁多虎穴，未出深林不敢歇。村西地暗狐兔行，稚子叫时相应声。…….采樵客，莫采松与柏。松柏生枝直且坚，与君作屋成家宅。

写民间细事的朴实明朗情致:

采莲曲

秋江岸边莲子多，采莲女儿凭船歌。青房圆实齐戢戢，争前竞折漾微波。试牵绿茎下寻藕，断处丝多刺伤手。白练束腰袖半卷，不插玉钗妆梳浅。船中未满度前洲，借问阿谁家住远? 归时共待暮潮上，自弄芙蓉还荡桨。

张籍和王建是贞元后期至元和年间在诗歌创作领域最早追求尚实、尚俗创作倾向的作者。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七:大历以还，乐府不作。独张籍、王建二家体制相近，稍复古意。或旧曲新声，或新题古义，词旨通畅，悲欢穷泰，慨然有古歌谣之遗，亦唐世流风之变，而不失其正者。……文章究于用古矫而用俗，如《史》《汉》后六朝史之人方言俗语是也。籍、建诗之用俗亦然。王荆公题籍集云:“看是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凡俗言俗事入诗，较用古更难。知两家诗体，大费铸合在。

二、元白新乐府运动

张王以俗言、俗事入诗的创作倾向为李绅、元稹、白居易所发展。主要表现在以时事直接入诗，在写法上变张、王之细腻写实为叙述与议论。胡应麟《诗薮》记载李绅到白居易作新题乐府的情形云:

元和中，李绅作新乐府二十章，元稹取其尤切者十五章和之，如《华原磬》《西凉伎》之类。皆风刺时事，盖仿杜陵为之者，今并载郭氏《乐府》。语句亦多仿工部，如《阴山道》《缚戎人》等，音节时有逼近。第得其沉著，而不得其纵横;得其浑朴，而不得其悲壮。乐天又取演之为五十章，其诗纯用己调，出元下。世所传白氏《讽谏》

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序》称:

余友李公垂贶余《乐府新题》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余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

李绅新乐府二十首已佚，不能究其面貌。但李绅有意于在诗歌创作中追求实与俗，却可以从他的其它诗作中看出来。如《悯农诗二首》就是例子，以浅显语言写实，寓讽谕于其中，其新题乐府写法或即类此

1.元稹

元稹十二首新乐府，现存于《元氏长庆集》卷二四，为《上阳白发人》《华原磬》《五弦弹》《西凉伎》《法曲》《驯犀》《立部伎》《骠国人》乐》《胡旋女》《缚戎人》和《阴山道》

五首举前朝之教训以为今之戒鉴，六首议本朝时事，一首泛发一般议论。每首举一事议一事，以达到讽喻目的。写法上，变张、王之细腻描写为叙述与议论。非写眼前所见，亲身感受，而是写本朝或前朝发生过的一些实事，所谓“即事名篇”。改张、王的民间情调、俚俗、浅近为士大夫口吻。

2.白居易

元和四年(809)，继元稹择和李绅《新题乐府》十二首，白居易作《新乐府》五十首广泛地抨击了当时政治中的各种弊病。元白利用诗歌这一富有感染力的文学形式，写入他们要向皇帝进谏的内容，作为面谏、上书之外的一种有力补充，使讽喻诗有极强的政治意义，成为“谏官之诗”

(1)新乐府理论:

强调诗歌“感人心”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至贤圣，下至愚骏……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与元九书》)

要求诗以感情为根，以语言为苗，以声调为花，以内容为果实，这样才能使贤圣愚人都受到感动。

明确诗歌创作的正确目的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 上以纫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喻。(《策林》六八）

即要求诗歌反映时事，为宣扬王者教化，改变民间风俗而作，起劝戒和讽喻统治者的作用。

(2)新乐府内容

白居易新乐府五十篇从内容上可以大致分为如下几类:

《骊宫》颂美之词，六篇:《七德舞》《法曲》《城盐州》《道州民》高》《牡丹芳》。这六篇或颂美圣君，或赞美贤臣。
规劝之词，六篇:《二王后》《昆明春水满》《百炼镜》《青石》《鸦九剑》《采诗官》。这六篇或劝宪宗守高祖、太宗之遗训，或劝宪宗以人为鉴，或劝臣以忠烈事君;或希望王泽广被，或希望王上纳谏
写生民疾苦，九篇:《上阳白发人》《缚戎人》《涧底松》《红线毯》《杜陵叟》《缭绫》《卖炭翁》《陵园妾》《秦吉了》。或同情宫女之悲惨生活，或同情蕃虏之遭遇，或同情田夫织女之苦辛，或同情不遇之寒士。这一部分是这五十篇中写得最好的，是他新乐府的精华所在。
讽刺警戒类，《海漫漫》等其余二十九篇。这一部分涉及的面颇广从讽君、刺臣到规戒习尚;从一般讽刺到具体有所指;从引前代教训以规讽，到引时事以规讽。

白居易新乐府特点

总体来说，白居易的新乐府不是从见物起兴、情有所感开始而是在理智的指导下从事的写作。这些诗写的是时事，而且有些涉及当时十分尖锐的问题，如宫市。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在张王乐府创作的基础上有了发展，使创作倾向更富于政治色彩，作品具有了更为深厚的社会意义。

虽然写法上仍是叙述和议论，但其中一些诗篇以想象补充了没有切身感受的不足。如《新丰折臂翁》《卖炭翁》等。

(3)讽喻诗

白居易除新乐府之外的其他一些讽喻诗，似较少以理念写诗之倾向，而写得较为真实生动。如作于元和五年的十首《秦中吟》。这十首诗，虽亦挟议论，但由于写亲所闻见，写法上也类似杜甫，比五十首新乐府较为自然，感触与议论都较为真实。在这些诗中诗人善于通过对比揭示主题。

新乐府运动小结

总的来说，新题乐府诗的创作在中唐比较普遍，除了元白，其他诗人也有不少作品，虽然不一定按照白居易新乐府规定的程式创作，但尚实、尚俗的创作理念是一致的。体现了中唐诗人普遍关怀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的可贵精神。

3.通俗化倾向

新乐府、讽喻诗主要是元、白早年所作。随着政治态度的转变诗歌的思想倾向也有了转变。白居易诗中除讽喻以外，更多的是闲适、感伤和杂律诗。这些诗都存在着一种共同的通俗化倾向。

在中国诗歌思想史上，白居易第一次明确提出诗歌的通俗化问题，并且力求诗歌从结构到语言都达到明白浅易，从而拥有更多的底层读者。

(1)变旧法为通说之习

白居易为了打破大历以来诗歌停滞窒息的状态，提倡“通说”的新诗风、新诗体，发于一笑一吟、感于一事一物，皆可率然成诗，甚至还有意提倡俚鄙的诗境，以眼前事、俏皮话为诗。

比如同是画像题诗:

崔兴宗写真

王维

画君少年时，如今君已老。

今时新识人，知君旧时好

题旧写真图

白居易

一照旧图画，无复昔仪形。形影默相顾，如弟对老兄。

(2)受市人小说、传奇、变文影响，在长诗中铺排敷衍故事

元稹《会真诗》三十韵、《梦游春》七十韵,白居易《和梦游春》七十韵皆写元稹早年与情人欢会故事。元稹后将其敷演成《莺莺传》传奇。白居易与陈鸿合写了《长恨歌》并传，其《长恨歌》《琵琶行》最为世俗人所爱，流传最广。

(3)务浅、务尽的作诗法

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写得含蕴深厚，但是这类诗作只占少数。大量诗作，是不求含蕴，不求余韵，而务浅务尽、。与思想感情的这种直说的表述方式相一致，他在语言的运用和词语的修饰上，也追求通俗浅白。

4.内容的转变

元和十二年以后，无论是元稹还是白居易，无论是创作实践还是理论提倡上，他们事实上都已放弃了讽喻这一主张。他们的兴趣，已不再在写生民疾苦，而完全转向写身边琐事了。他们在诗歌创作中尚实、尚俗务尽的倾向没有变，而俗与实的具体内容却变了，由生民疾苦变为贵族的闲适情趣。

白居易的闲适诗和杂律诗数量最多，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比较复杂。其中率尔成章、游戏之作不少，清浅可爱。

问刘十九绿蚁新酷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白居易原先就有佛家无争竞，消烦恼，求解脱的思想影响，人生态度中有平生所愿，不过衣食而已的思想。这种思想后来成为他生活中的主要指导思想了。如元和十四年，《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

险路应须避，迷途莫共争，此心知止足，何物要经营……多知非景福，少语是元亨:晦即全身药，明为伐性兵，昏昏随世俗，蠢蠢学黎毗。

长庆元年以后，白居易仕途逐渐顺利，官运日益亨通，这种思想便表现为一种满足感:

囊中贮余俸，郭外买闲田。(《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寄元郎中张博士》)

圃旱忧葵堇，农旱忧禾菽。人各有所私，我旱忧松竹。(《喜雨》)

世间好物黄醅酒，天下闲人白侍郎。(《尝黄酷新耐忆徽之》)

我心与世两相忘，时事虽闻如不闻。(《诏下》)

元稹的诗歌除了为数不多的乐府诗之外，本没有多少同情生民疾苦之作，《连昌宫词》是最负盛名的讽谏之作。元稹写得最好的诗，主要是悼亡、怀友之作，感情真挚，意味深长。如《三遣悲怀》

其一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荩，泥他沽酒拔金钗。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其二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其三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同穴官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惟将终夜长开眼，报平生未展眉。

此时创作闲适诗的还有崔元亮、令狐楚、刘禹锡等人。

总的说来，元白诗数量既多，涉及社会生活面又宽。尤其是白居易的诗流传之广，甚至直到日本、高丽，因而能开出通俗诗派这一大宗，对中晚唐、宋诗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韩孟诗派代表人物与风格

韩孟诗派的代表人物有韩愈、孟郊、贾岛、卢仝、李贺等
他们的诗歌虽然也有一部分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但更多的是为自己穷愁潦倒的遭遇大声疾呼，鸣其不平，愤慨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由于生活圈子狭小，生活趣味贫乏，他们失去了盛唐诗人的浪漫幻想和开朗心情。愤世嫉俗、褊狭狷介成为这些人的共性。激烈的科场竞争又造成了当时“轻寻常”的时俗和“力行险怪取贵仕”的风尚。

明·谢榛《四溟诗话》: 予夜观李长吉、孟东野诗集，皆能造语奇古，正偏相半豁然有得。并夺搜奇想头，去其二偏:险怪如夜壑风生，瞑岩月堕，时时山精鬼火出焉;苦涩如枯林朔吹，阴崖冻雪见者靡不惨然。

谢榛要去掉的李贺与孟郊的“二偏”，正是韩孟诗派的一个主要特征:追求异乎寻常的、怪奇的美。

从现存诗作看，追求这种异乎寻常的怪奇的美，始于孟郊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八引《吕氏童蒙训》: 徐师川问山谷云::“人言退之东野联句，大胜东野平日所作，恐是退之有所润色。”山谷云:“退之安能润色东野?若东野润色退之，却有此理也。”

朱熹《韩文考异》: 韩诗平易。孟郊吃了饱饭，思量到人不到处，联句中被牵得亦着如此做。

1.孟郊

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人。他一生穷困，耽于选举，50岁才做到溧阳尉这一任小官。性格孤僻耿介，诗歌调子苦涩矫激。他有一部分诗歌如《寒地百姓吟》《织妇词》《征妇》等，流露出作者对劳动人民困苦生活和悲惨境况的深切理解和同情。此外，他对当时内战不断的形势也有较多的反映。如《感怀》写藩镇谋乱，《伤春》写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的灾难。

更多的诗篇是悲叹饥寒交迫的生活，抒发怀才不遇的苦闷。

自叹

愁与发相形，一愁白数茎。有发能几多，禁愁日日生。古若不置兵，天下无战争。古若不置名，道路无欹倾。太行耸巍峨，是天产不平。黄河奔浊浪，是天生不清。四蹄日日多，双轮日日成。二物不在天，安能免营营。

孟郊的诗歌常常塑造一种枯槁、冷峻的境界，与六朝以案把大自然作为美的欣赏对象的传统相背违。

如写风:峭风梳骨寒;

写虫:老虫干铁鸣

孤骨夜难卧，吟虫相唧唧。老泣无涕，秋露为滴沥。(《秋怀十五首》之一)

秋月颜色冰，老客志气单…….梧桐孤峥嵘，声响如哀弹。(之二)

冷露多瘁索，枯风饶吹嘘。秋深月清苦，虫老声粗疏。(之九)

孟诗的奇，还表现在构思和艺术技巧上。如:

《古怨》:试妾与君泪，两处滴池水。看取芙蓉花，今年为谁死

用莲花是否被泪水泡死的办法来测定谁的相思最深，想象奇特。

《秋怀》: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席上印病文，肠中转愁盘。

写梦比纸薄，冷露一滴就破，以寒风梳骨，说明人瘦得露出肋骨。卧床日久，席上印出了人形，成了病画的花纹图案。

2.韩愈

韩愈的诗歌常常表现光怪陆离的世界的震荡变幻。

《岳阳楼别窦司直》: 自古澄不清，环混无归向。炎风日搜搅，幽怪多冗长。轩然大波起，宇宙隘而妨。巍峨拔嵩华，腾踔较健壮。声音一何宏，轰蝎车万两。犹疑帝轩辕，张乐就空旷蛟螭露笋，缟练吹组帐。鬼神非人世，节奏颇跌踢。

把一般人认为丑的事物当作美来描写也是韩愈诗歌的一个特点。刘熙载说: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

病中赠张十八

中虚得暴下，避冷卧北窗。不蹋晓鼓朝，安眠听逢逢。

昼月

玉碗不磨著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补。免入白藏蛙缩肚，桂树枯株女闭户。

3.李贺与长吉体

李贺(790-816)，字长吉，河南福昌(今河南宜阳)人。他出身于李唐宗室的远支，家境贫寒，自恃才高，遭人妒毁谤，竟因其父名“晋肃”，为避讳而不得考进士。韩愈特别为他做了一篇《讳辩》，也没能为他争到参加科举的权利。因此他终身郁郁不得志，仅做过奉礼郎，死时年仅27岁。

李贺一生所创作的诗篇，主要是抒写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极端愤激之情，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的追求。如

《长歌续短歌》:长歌破衣襟，短歌断白发。秦王不可见，旦夕成内热。《致酒行》: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唱天下白。少年心事当孥云，谁念幽寒坐鸣呃? 二十三首《马诗》，或咏名马品质非凡，或赞骏足矫捷，或叹宝驹失主，同样表现了英才志士的雄心壮志和不遇的慨叹

李贺的诗以构思奇特、想像丰富、文辞瑰丽著称。李贺善于捕捉景物给人在心理上带来的无形的感觉，用浓重的辞彩表现鲜明强烈的印象和气氛、刻意追求精致美丽的意境。

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催，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李贺诗歌受《楚辞》影响很深，在《帝子歌》《湘妃》《巫山高》《神弦曲》《神弦》《神弦别曲》等取材于古巫歌和楚地传说的诗中表现最明显。它们大多描写鬼神幽冥情景较《楚辞》更凄凉幽清且富神秘感，这种特色使他得了“诗鬼”的称号。

4.卢仝

卢仝(约795-835)，“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的嫡系子孙。早年隐少室山，自号玉川子。博览经史，工诗精文，不愿仕进。后迁居洛阳。仝性格狷介，颇类孟郊;但其狷介之性中更有一种雄豪之气又近似韩愈，是韩孟诗派重要人物之一。

韩愈《寄卢仝》往年弄笔嘲同异，怪辞惊众谤不已。近来自说寻坦途，犹上虚空跨绿弭。

韩孟诗派的创作手法: 以文为诗

与诗风相联系的是韩孟诸人在用辞上的怪奇与构辞的散文化倾向。以散文的句式入诗，打破已经被普遍接受的诗的格律形式，这实际上仍然是尚怪奇的诗歌思想的产物。散文化最为主要的表现，是打破诗的对称，回环的节奏、韵律，而完全采用散文的句式。如：

月蚀诗卢仝

写月蚀的时间:

新天子即位五年，岁次庚寅，斗柄插子，律调黄钟。

写向上天祷告的情状:

玉川子又涕泗下，心祷再拜额榻砂土中，地上虮虱臣仝告愬帝天皇。臣心有铁一寸，可刳妖蟆痴肠. 上天不为臣立梯磴，臣血肉身，无由飞上天，扬天光。

又如：

符读书城南韩愈木之就规矩，在梓匠轮舆。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欲知学之力，贤愚同一初。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由其不能学，所入遂异闾。两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长聚嬉戏，不殊同队鱼。年至十二三，头角稍相疏。二十渐乖张，清沟映污渠。三十骨骼成，乃一龙一猪。飞黄腾踏去，不能顾蟾蜍。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问之何因尔，学与不学欤，

程学恂《韩诗臆说》评《符读书城南》称:“此是训体，不是诗体。” 一四句式，孟郊也常用，如“如馋鱼吞钩”“我不忍出行”等，再加上不必要的介词，完全失去了诗的对称与回环的节奏，形成散文错落自然的节奏。

十二：晚唐文学

定义：宝历初(825)到唐王朝的结束，唐代文学发展进入了另一个时期–晚唐。这一时期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宝历初开始，杜牧、许浑、张祜、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等人相继登上文坛，到大中末，为前段;而咸通以后到唐代结束为后段。

元和年间的文体改革与当时政治上的改革思潮密切相关，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即明道。随着政治改革的失败，大和以后，反功利的文学思想再度出现又带来了骈体的逐步回升。令狐楚、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李群玉诸人，即这一时期写作骈体的名家，而尤以李商隐为最。李商隐把骈体发展到了更工整、更细密也更带艺术性的高度。

这一时期文章发展从两个方面进行:

一是杜牧的提倡“以意为主”
- 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未有主强盛而辅不飘逸者，兵卫不华赫而庄整者。…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如入圜圆，纷纷然莫知其谁，暮散而已。是以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辞，辞不能成意。大抵为文之旨如此。 –杜牧《答庄充书》
一是李商隐的主张真情。
- 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诵经书，七年弄笔砚。始闻长老言:“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常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邪?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系古今，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出其下哉? ——李商隐《上崔华州书》

诗论家司空图

司空图，字表圣，自号知非子，又号耐辱居士，河中虞乡人。咸通进士，宗朝召拜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后屡征不起。

味外之味,韵外之致

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麟,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之人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岭之人,习之而不辨也,宜哉。

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今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与李生论诗书》

象外之象、景外之景

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 ——《与极浦书》

诗品

《诗品》论诗之品二十四:雄浑、冲淡、纤秾、沈著、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每品各以韵语十二句体貌之。多数所论,实际上就是今天所说的风格问题,许印芳称之为诗家之品格;少数则属表现方法表现特点,许印芳称之为“诗家功用”(《二十四诗品跋》)。

论述风格的两种方法:
- 一是力图以形象境界的描述,说明一种风格的象外象,景外景，如“典雅”:
  
  玉壶买春，赏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
- 一是夹以议论,力图说明该风格的特质和达到该风格的途径。如“疏野”:
  
  惟性所宅，真取弗羁。控物自富，与率为期。
  
  筑室松下，脱帽看诗。但知旦暮，不辨何时:
  
  倘然适意，岂必有为。若其天放，如是得之。

司空图《诗品》将把诗歌风格看作诗歌的意境类型,并且应用象外象、景外景思想于意境类型的阐述,用意境描述各种风格的主要特点,幽微处辅以理性之说明,使传统的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形象性概念,变得可以言传,可以认知。

诗歌创作的转变

晚唐诗歌很少有元和时期诗歌那种“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倾向，也很少着眼于生民疾苦、社会疮，更多的是表现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表现个人的生活情趣。与之相对应的是，诗歌创作中出现了大量的怀古、咏史、爱情题材诗歌，出现了追求朦胧意境以及深情绵邈情思的诗歌。代表性诗人有杜牧、李商隐和温庭筠。

杜牧

杜牧(803-853)，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人。晚唐著名的诗人和古文家。《通典》作者、宰相杜佑之孙。26岁中进士，历任黄州、池州、睦州刺史和司勋员外郎、中书舍人等杜牧才气俊爽，各体皆工，而七绝风调最佳，味永趣长，内容以咏史抒怀为主。

这一时期的创作倾向:轻元白、崇杜韩。杜牧受杜甫影响主要变现在学习杜甫叙事夹议论的写法，可考的最早一首诗歌《感怀诗》，写来完全像杜甫。

杜牧曾在扬州淮南节度府中担任幕僚。有相当一部分描写扬州风物、男女风情的名作，却能不流于浅俚:

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寄扬州韩绰判官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杜牧诗吸取了中晚唐诗歌的艺术表现方法，讲究构思，想象新奇，但从不带险怪诞幻的色彩。在诗歌题材上好“探寻前事”，根据生活经验，像亲历其境那样去想像并通过艺术的概括再现已经过往的历史陈迹。杜牧的咏史、怀古诗还善于将典故还原成现实生活的真实情景，通过适当放大、剪裁、集中，取得强烈的效果。

总的来说，杜牧诗在命意构思方面也吸取了中晚唐刻意求新的长处，但又能立足于传统的创作方法，追求高绝的意境，继承了盛唐以来传统诗歌雄伟豪迈的气魄、健康纯正的审美观念，善于发现和提炼自然美，反映现实生活并进行高度艺术概括，故能独立于晚唐诗坛。

李商隐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生。怀州河内人。开成二年(837)进士。早年受牛党令狐绚赏识，后娶泾原节度使王茂元之女。在桂管、剑南、东川节度使幕中当过书记，最后客死荥阳。李商隐出身孤贫，家族衰微，少壮时即以撑持门户，光宗耀祖为目标。这也使他更加看重家人骨肉之情，感情比较脆弱。加上在牛李党争中同情李党，而遭到牛党排抑，一生郁郁不得志。政治苦闷、身世之感和唐王朝衰落时期封建文人普遍的没落情绪融和在一起，形成了李商隐诗歌的感伤基调。

《锦瑟》之难

“锦瑟无端五十弦”

持悼亡说者，谓思华年乃怀人睹物，触绪兴思，忆念当年相处情状而悲不可止;
持自况说者，则谓思华年乃伤行年忽已五十而思少壮年华，叹时光之流逝也;
持自题其诗说者，则谓乃言年华已逝，而篇什犹存。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持悼亡说者，或谓珠有泪，哭之也;玉生烟，已葬也;或谓容仪端妍，如沧海之珠，今泉路沉深，空作鲛人之泪;性情温润，如蓝田之玉，今销亡冥漠，不啻紫玉之烟;或竟谓沧海句指已，言流涕时多，蓝田句指妻，言埋香日久。
持自况身世说者，或谓珠泪玉烟，乃自喻其文采;或谓沧海遗珠，寄不遇之感，蓝田日暖，显桀傲不驯之气。
持自题其诗说者，则谓此一联乃言其诗成之风格或境界

温庭筠

温庭筠(812-?)，本名岐，字飞卿。太原祁(今山西省祁县)人。屡举不第，却因在试场为人代笔而招来“污行闻于京师的物议。由于他政治上桀骜不驯，对当时牛党权相令狐绚颇多讥刺，因而遭到报复和压制，一生仕途淹蹇。仅做过随县和方城县尉，官终国子助教。

温诗的主要艺术特色是典丽精工，婉曲含蓄。乐府七古极为浓艳绚丽，寄意深隐，在艺术上明显受到李贺的影响。尤其擅长于描写妇女服饰的华贵、容貌的艳丽、体态的轻盈，心理刻画细腻、气氛渲染浓郁，直接影响了花间派和婉约派。

温诗中许多羁旅酬唱、咏物写景之作也屡见精品，善于现独特的审美角度，构思的曲折密致中别有清新淡雅的韵味。如著名的五律《商山早行》:

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

十三：宋词的渊源

宋詞的審美特質

词从一开始就把注意力侧重于个人的享乐私生活，突出表现抒情主体享受人生过程中的细腻感官感受、幽隐心灵体验、曲折情感历程，形成“言情”与“侧艳”的文学特征。唐圭章先生编纂的《全宋词》共辑录两宋词人1330余家，作品约20000首。

一：词是音乐文学

是一种句式长短不齐的用以配乐歌唱的抒情诗。曲子词、乐府、长短句、诗余等

曲子词

曲子是词的最早名称，与今时所说的词”歌词”意义相同。但在唐五代却很少使用词”这一称谓。例如在敦煌藏经洞发现最早的词集就名为《云谣集杂曲子》，称曲子”为词”是文人词出现以后的事。五代欧阳炯在《花间集叙》中最先提出曲子词”这一名称: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与欧阳炯同时的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说: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至宋，”才逐渐取曲子”而代之。

乐府

原指汉武帝所设置的音乐机构，其所搜集创制合乐歌唱的诗称之为乐府歌辞”，或称曲辞”。后世则简称乐府”。因乐府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创制乐谱、训练乐工、采集歌辞、受命演出，汉魏六朝可以入乐的歌诗，包括后来袭用乐府旧题或摹仿乐府体裁而创作的新题乐府，一般均称为乐府”

词被称之为乐府”则与上述情况有所不同，它主要是用乐府”这一名称表述其可以入乐歌唱这一特点，是填词以配乐的抒情诗。如苏轼《东坡乐府》、周紫芝《竹坡居士乐府》、徐伸《青山乐府》、赵长卿《惜香乐府》、康与之《顺庵乐府》、曹勋《松隐乐府》、姚宽《西溪居士乐府》、杨万里《诚斋乐府》、赵以夫《虚斋乐府》、周必大《平园近体乐府》、贺铸《东山寓声乐府》。

长短句

本指诗歌之杂言，与词之长短句有别，但前人则有用以代指词的创作，比如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国朝词综序》:盖词实继古诗而作，而诗本乎乐，乐本乎音，音有清浊、高下、轻重、抑扬之别，乃为五音十二律以著之，非句有长短，无以宣其气而达其音。”

诗余

主要用于词集的名称，最早出现于南宋。如最早的词选即以《草堂诗余》命名，韩元吉《南涧诗余》。直至明代余”开始作为词的别名使用，张的词律专著便命名为《诗余图谱》王象晋《诗余图谱序》:诗亡而后有乐府，乐府亡后而有诗余诗余者，乐府之派别，而后世歌曲之开先也。”徐师曾《文体明辨·诗余》:按诗余者，古乐府之流别，而后世歌曲之滥觞也。”

此外，词还有其他许多名称，或创用与词集本身特色有关的称谓实际与词”的性质逐渐疏离了。如王安石《临川先生歌曲》、姜夔《白石道人歌曲》;欧阳修《醉翁琴趣外篇》、黄庭坚《山谷琴趣外篇》;柳永《乐章集》;石孝友《金谷遗音》、陈德武《白雪遗音》、林正大《风雅遗音》;周密《蘋洲渔笛谱》等等。

二：燕乐的形成与发展

词的产生与流行，直接原因是隋唐时期出现的燕乐，古代称之为胡乐”的西域音乐，通过友好往来，通过经商、通婚、宗教传播、建立武功等多种渠道，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原内地，受到内地人民百姓的普遍欢迎，同时还与传统的民间音乐相互交融汇合，形成了全新的音乐类型:燕乐”

唐代是燕乐的繁盛期。唐建国初期，按隋制置九部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平高昌，得高昌乐。又命协律郎张文收造燕乐，去礼毕曲，合为唐十部乐。从太宗至玄宗的百年左右时间，唐以前称之为西域或少数民族的国名，已成大唐帝国的郡县，其势力范围已越过葱岭。通过欧亚大道，唐与中亚、西亚、南亚的经济文化交流已臻于极盛。胡部新声”再次传人内地，唐代的音乐又出现一个新的繁荣高潮，

唐代音乐管理机构——教坊

教坊是教授与传习伎艺的场所，隋代实已开始。《旧唐书·职官志》:武德(高祖年号)以来，置于禁中，以按雅乐，以宫人充使，则天改为云韶府，神龙(中宗年号)复为教坊。”唐玄宗酷爱俗乐并公开引人宫廷，开元二年(714)另设内外教坊，自此教坊与太常寺并行。太常主郊庙，教坊主宴享。

教坊曲与唐宋流行词调之间有密切关系

胡乐以音域宽广的琵琶为主要伴奏乐器，能形成繁复曲折，变化多端的曲调。据崔令钦《教坊记》所载，开元、天宝年间的教坊曲共324曲。演变为唐五代词调的有79曲:如《浣溪沙》《浪淘沙》《倾杯乐》《破阵子》等唐宋金曲。以五、七言声诗为曲辞的30曲:《破阵乐》《还京乐》《想夫怜》《乌夜啼》《墙头花》等。另有40余曲入宋后转为词调。

唐五代词所用词调180曲左右，其中出身教坊曲者，几占半数，教坊曲实已成为词调的主要来源

民间的娱乐风气

教坊的设立，不仅推动了乐曲的创作和交流，提供了词的乐曲条件，而且还推动了崇尚声乐，竞逐新声的时代风气，造就了词的生长所依赖的音乐环境和社会环境

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移领钱唐第二年，始有心情问丝竹玲珑箜篌谢好筝，陈宠筚篥沈平笙。清弦脆管纤纤手，教得霓裳一曲成。”自注:自玲珑以下皆杭之妓名。” 白居易《小庭亦有月》:菱角执笙，谷儿抹琵，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自注:菱、谷、紫、红，皆小臧获名。

白居易《题周皓大夫新亭子二十二韵》，自注:周兼光禄卿，有家伎数十人。” 韩愈不著艳词，但亦有绛桃、柳枝二乐伎。张籍《哭退之诗》:为出二侍女，合弹琵筝。中秋十五夜，圆魄天差清。”

声诗与乐曲的配合

最初，词与乐曲旋律节拍并非配合得完美无间，天衣无缝，与燕乐杂曲相配歌唱的歌辞多为声诗”。简而言之即选择现成五、七言诗来配乐歌唱。

元稹《乐府古题序》：在音声者，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句度短长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

斯皆由乐以定词，非选词以配乐也。

后之审乐者，往往采取其词，度为歌曲。盖选词以配乐，非由乐以定词也。

诗为歌辞的风气

好取名士之诗词入歌曲

徒诗入乐变成声诗，既满足了听众的需要，又是向诗与乐曲相结合跨出的一大步。但五、七言整齐的句式同参差不齐的乐曲之间的矛盾仍无法根本解决。乐曲愈发展，节奏旋律愈是复杂多变，诗乐之间的矛盾就愈加突出。曲辞从五、七言之齐言走向杂言势在必行。

从齐言到杂言的演变，有两条路径可以选择:一是从五、七言诗入乐的经验与矛盾中探求出路;二是以依靠乐曲为主，由乐定词，按谱填词

真正的长短句歌词是依据当时流行乐曲曲拍填写而成的。在五、七言声诗”入乐的同时，依曲拍为句的长短句歌词曾一并流行。长短句的出现，就词体的演化而言是必然的。新兴的燕乐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配合的形式长短不齐的新的诗体。音乐，它催化了词这一新的诗体形式的诞生。

三：词的起源

起源于远古说

汪森《词综序》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篇篇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

起源于汉魏乐府说

南宋王炎《双溪诗余自叙》:古诗自风雅以除，汉魏间乃有乐府，而曲居其一。今之长短句，盖乐府曲之苗裔也。清谭献《复堂词话·复堂词录叙》:为诗余，非徒诗之余，而乐府之余也。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词也者，乐府之变调，风骚之流派也。

这一派的观点更加注重词的音乐特征，对词的起源之讨论也因此更加接近问题的实质。然而，没有对音乐体系的演变加以仔细区别，忽视了隋唐之际新兴的“燕乐”的特殊性及其与词体的特殊关系.

起源于唐诗说

清张惠言《词选序》: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之以词，故曰词。”

然而，从近代敦煌发现的曲子词来看，曲子词与唐诗并行不悖这就不能解释为前者起源于后者。唐代声诗确实在配乐演唱的过程中起着种种变化，并且部分演变为词调，但这种演变很可能是在曲子词的带动与推动之下所完成的，可以称之为一种流变，而不是源头。

起源于燕乐说

吴梅《词话丛编序》:倚声之学，源于隋之燕乐。三唐导其流，五季扬其波，至宋大盛。

这种说法已十分科学。既然词是配合隋唐之际新兴的燕乐演唱的那么它的起源就不会早于隋唐。结合敦煌石窟保存的早期“曲子词来分析，大约是入唐以后中原人士才开始为比较成型的燕乐谱写歌辞。

四：唐五代词发展概说

唐五代是词的萌芽、兴起时期。从大量的民间创作，到文人的模仿学习依曲拍为句”，一直到成为文坛的一种主要抒情诗创作形式，词的发生、发展经历了一个文雅化、精致化的成熟过程

敦煌曲子词的内容

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人调其言闺情与花柳者，尚不及半。” ——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

如《菩萨蛮·敦煌古往出神将》《献忠心·生死大唐好》等

在敦煌曲子词中写得最好、最多的依然是言男女情爱的作品。配合公私宴饮等娱乐场所中流行之燕乐歌唱的曲子词，必然会受到创作环境氛围的影响，多言男女艳情以侑酒助乐

《抛球乐》珠泪纷纷湿罗绮，少年公子负恩多。当初姊妹分明道，莫把真心过于他。子细思量着，淡薄知闻解好么? 《望江南》天上月，遥望似一团银。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

敦煌曲子词的特征

吴熊和先生《唐宋词通论》归纳为六点:

有衬字、字数不定、平仄不拘、叶韵不定、咏调名本意者多、曲体曲式丰富多样。同时在艺术表现上，许多作品还过于俚俗粗糙，往往令人不堪卒读，

中唐文人词

张志和《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韦应物《调笑》: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白居易《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刘禹锡: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

依曲拍为句”的提出，总结了唐代配乐填词的经验，把词的写作自觉地提高到倚声填词的新阶段。但曲子词”的创作局面仍然比较沉寂。一方面，这时候唐诗的创作正走向鼎盛在文坛上独领风骚;另一方面，从初、盛唐以来盛行的文人士大夫积极用世之意志，与曲子词”婉娈低的格调还不太协调，一种适宜曲子词”生长的社会环境还没有出现

晚唐五代文人词

晚唐五代是我国词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歌词创作的高潮，林大椿编辑的《唐五代词》，收词1147首;张璋等先牛编著的《全唐五代词》，收录作品2500余首;曾昭岷等先生编著的《全唐五代词》，收录作品2641首(正编1963首、副编678首)，其中正编部分五代词就有689首之多。可以说明唐末五代以来歌词创作的兴盛。

社会思想不知不觉的变化影响到文学思想上来,便是重功利的文学观如诗教说和明道说的失去现实意义。这一时期文学思想的主要倾向,是缘情说。缘情说从两个方面发展:一是走向娱乐消遣,追求轻艳;一是用于消遣,而着重于追求真情抒发,追求内心感情的细腻表达和意境的细美深广由于地理上分割的原因，逐渐形成两个词人创作群体:西蜀花间词人和南唐词人

西蜀花间词人

《花间集》是文学史上最早的词的总集之一，它是后蜀赵崇祚编成的，成书于广政三年(公元940)，共收18家词人的500首词

《旧五代史·僭份列传》蜀后主王衍以佞韩昭等为狎客,杂以妇人,以姿荒宴,或自且至暮,继之以烛”

《北梦琐言》谓其裹小巾,其尖如锥。官妓俱衣道衣,莲花冠,施脂夹粉,名曰醉妆。自制《醉妆词》云云”

《醉妆词》: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

《宫词》:月华如水浸宫殿,有酒不醉真痴人。

欧阳炯《花间集序》: 镂金雕琼，拟化工而回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娟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

温庭筠

温庭筠在词的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这主要表现在:一、通过他的创作，扩大了词的影响，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开始成为新的诗体形式之一;二开拓了词的创作道路，形成了婉约词派，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韦庄

韦庄词的特点是以热烈的主观抒情见长，表现出一种率直劲切与清疏淡远的风格。

《花间集》来说,主要倾向是轻艳。有的表现得含蓄些,有的表现得粗俗些,其实质却是一样。如

牛峤《菩萨蛮》:玉楼冰管鸳鸯锦,粉融香汗流山枕…须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

毛文锡《恋情深》:宴余香殿会鸳衾,荡春心…宝帐欲开慵起,恋情深。”

欧阳炯《浣溪沙》:风屏鸳枕宿金铺。兰细香闻喘息,绮罗纤缕见肌肤。”

顾复《甘州子》:山枕上,私语口脂香。”

孙光宪《菩萨蛮》:握手送人归,半拖金缕衣。”

阎选《虞美人》:臂留檀印齿痕香。”

南唐词人

南唐拥有35个州，在当时号称大国。它凭借长江天险，与中原战乱保持一段距离，没有遭受过战争的过多破坏，经济反而有所发展。在此环境中，君臣宴乐，各有创作，形成南唐词人创作群。南唐词人的作品，多数仍然是歌舞宴集环境中的产物。陈世修《阳春集序》:公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宴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

西蜀的词人，多数是清客文人，而南唐词的作者却主要是皇帝和权臣，故南唐词人更关注国家命运。从实质上说,他们的文学思想,并未离开娱乐说的范围。但与花间派”词人的文学思想有所区别。表现为他们较少侧重于浅斟低唱,较多着眼于内心细腻感情的追求,较少用于玩乐而较多用于抒发真情,变秾艳为本色自然,变俗为雅

李璟

《摊破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阑干

王国维《人间词话》: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

冯延巳

《鹊踏枝》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人间词话》:冯正中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

李煜

真实的情感表达及对感情天地的开拓

《清平乐》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表达的自然与细腻

《清平乐》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一作: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李煜的词，清词丽句，用语娴熟，纯净凝练，擅长白描手法，不雕琢，不粉饰，恰到好处地反映了词人的本色。虽然，前人认为李煜词不出婉约的藩篱，但是词的意境坦率的抒情，俊逸神飞、任纵奔放的风格，却又不是婉约”二字所能局限得了的。他对后世的影响已不光是婉约词人，连被称为豪放词人的作家，如苏轼、辛弃疾也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李煜的影响。

总结

从温庭筠到李煜，词的创作从感情的深隐转到直接抒写亡国之痛，内容丰富多彩，手法也多姿多样，艺术臻于成熟唐五代词不仅为宋词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做好了艺术上的准备，同时，也赢得了后世读者的喜爱和高度评价，

十四、十五：北宋诗坛

宋诗的嬗变轨迹

在北宋初期的六十年诗坛，全然体现了唐代诗风尤其是晚唐诗风的延续，这期间相继出现的有白体、西昆体、晚唐体三派诗人，他们分别以中晚唐诗人白居易、李商隐、贾岛等人为师法。宋初诗坛虽未形成独具特色的“宋调”，但其对晚唐诗风的大规模承袭，却实在地成为宋代诗史的起点。
具有独特风貌的“宋调”形成于北宋中期，以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为代表的诗歌复古运动作为这一时期诗坛的主流由于儒学复兴的文化土壤，诗人们在对宋初晚唐诗风的批判与变革之中，完成了议论化、理性化的特征建构。
宋诗艺术高峰出现于北宋后期，这时期北宋盛世已走向衰颓，各种内外矛盾逐渐加剧，党争空前激烈，但是这种政治上的新旧对抗与矛盾交织引发的激烈辩论与思想交锋，恰恰成为诗人创作个性极度发挥的思想基础。这是宋诗史上大家最多的时代，代表诗人有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所谓“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共同构成宋诗艺术的最高成就。
南北宋之际，宋代进入腐朽其内、动乱其外的时期，伴随着北宋灭亡与南宋偏安局面形成的过程，是社会空前激烈的动荡，但与社会的动荡相反，这时期诗坛又显示了创作风格的一致与凝定。前期大家苏、黄、陈等人辞世，但黄、陈诗中形成的规范法式却被众多中小诗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凝聚成一个阵容庞大的江西诗派。这一诗派不仅主宰了南北之际的六十年诗坛，而且影响深远直达清末。
紧接着江西诗派末流衰弊，南宋中期诗坛出现了中兴局面，以陆游、范成大、杨万里三大家为代表的诗坛，犹如颓波中的中流砥柱，他们慷慨激昂的爱国情怀、清丽自然的田园山水都以走向外界现实的共同特性显示了与江西诗派的根本差异。而杨万里起初倡导的“晚唐异味”的范围本来较为广泛，而经叶适到永嘉四灵形成了独尊贾岛、姚合的诗风，构成了南宋末期诗坛的主流。

一：宋初诗坛

北宋初年的文风，仍是晚唐五代浮靡文风的继续诗文都是用华丽的文词掩盖腐配空虚的内容，使文学成为贵族官僚生活的点缀。

1. 白体

北宋初期诗坛，诗人效仿白居易诗体曾经成为一种风气。其中著名的人物有徐铉和王禹偶，《蔡宽夫诗话》:宋初“士大夫皆宗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

王禹偶(954-1001)，字元之，巨野人，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当过翰林学士，三次受黜外放，《三黜赋》曰“一生几日?八年三黜”晚年曾任黄州地方官，故又称“王黄州”。为人刚直，怀有正直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观。在第三次遭贬斥去黄州时，寄诗当权者:“未甘便葬江鱼腹，敢向台阶请罪名。”有《小畜集》。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文学韩愈、柳宗元，诗崇杜甫、白居易多反映社会现实，风格清新平易。

2.晚唐体

宋初另有相当多的诗人，偏重以苦吟的写作方法在狭小的格局中描写清新小巧的自然景象，表达或是失间怅惘、或是闲适旷达的士大夫情趣，这主要是继承了唐代贾岛、姚合一派的风格，其中最重要的是林逋、魏野、寇准、潘阆与所谓“九僧”。其中除了寇准是高官外，大多是隐逸山林的处士和僧人他们的生活原本很冷落，要显示“不事王侯”的清高，所以写这种诗也就颇为自得。

贾岛一派诗歌的特长，在于对所描绘对象的细致体察和新颖巧妙的语言表现，北宋初这一派诗人也在这一点上煞费苦心。如魏野的《冬日书事中》中“松色浓经雪，溪声涩带冰”，不但对仗精工，“浓”“涩”两处“诗眼”的表现力也确实很强;惠崇的《池上鹭争赋得明字》中“照水千寻迥，栖烟一点明”两句，写鹭鸟的活动，一动一静，互相映衬;后一句写出在一片灰暗的烟霭中呈现白鹭的一点亮色，给人以醒目之感。

在这一批诗人中，林逋(968-1028)最为著名，《梅花》是其代表作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

晚唐体诗人的缺点:

一是意象单调，生活情趣偏狭
- 欧阳修《六一诗话》:有进士许洞者，善为辞章，俊逸之士也。因会诸诗僧，分题出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云、竹、石、花、草、霜、雪、星、月、禽、鸟之类也。于是诸僧皆搁笔。
二是诗中表现的情感色彩单一，不出乎闲适、旷逸、愁闷惆怅之类。
三是形式呆板。效仿姚贾，所作以五律为多，且大都把功夫用在对仗的中间二联上，由于他们生活狭窄，才气有限，常在同流前辈的诗里乞讨，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并不多。如:
- “多”或“全”与“半”的搭配:“会茶多野客，竹半沙禽”(希昼《留题承旨宋侍郎林亭》)，“吴山全接汉，江树半藏云(简长《送僧南归》)
- “入”的使用:“河分冈势断，春入烧痕青”(惠崇《访杨云师淮上别墅》)，“浪经蛟浦阔，山入鬼门寒”《送迁客》)等等，都成了套路。

3.西昆体

西昆体是北宋建国半个世纪后在馆阁文人中形成的一种新诗体。景德二年(1005)秋，宋真宗命王钦若、杨等人聚集内廷藏书的秘阁编纂大型类书《册府元龟》。杨等人在修书期间互相唱和，另外还邀约未参加修书的钱惟济、张咏、舒雅等参加，到大中禅符元年(1008)结为一集，由杨作序，取名《西昆酬唱集》

《西昆酬唱集》共二卷，集中共收录杨亿、刘筠、钱惟演李宗谔、陈越、李维、刘骘、丁谓、任随、张咏、钱惟济、舒雅、晁迥、崔遵度、薛映、刘秉等十七位作者的五七言律绝诗二百五十首。

杨亿、刘筠、钱惟演作品二百多首，占全部作品的五分之四以上，因而三人被目为西昆体的领袖人物。他们都是富有才华、身居秘阁的文学侍从之臣。遂主盟文坛，所作诗文，以李商隐为宗，专取其艳丽，雕镂，骈丽的技巧的一面，大家唱和竞相仿效，风气愈烈了。

方回:昆体诗一变，亦足以革当时风花雪月、小巧呻吟之病:非才高学博，未易到此。久而雕太甚，则又有能言之士变为别体，以平淡胜深刻，时势相因，亦不可一律立论也。

石介虽痛诋西昆，但也客观地指出西昆体的雍容华贵，实乃时代精神使然:“国朝祥符中，民风豫而泰，操笔之士，率以丽藻为胜。”

四库馆臣论及杨亿《武夷新集》及西昆体时，谓其“大致宗法李商隐，而时际升平，春容典赡，无唐末五代衰飒之气”。

研究西昆派诗人的文学思想须注意两个现象:

其一，杨亿乃西昆体的核心。《西昆酬唱集》共收诗250首，杨、刘、钱三人的诗歌即达202首，其中杨亿作75首。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杨亿往往是唱者而非和者，因此，无论是诗题还是风格，杨亿的作用都无人可及，杨亿实乃西昆体文学的灵魂。
其二，理解西昆派作家的文学思想还需结合杨亿的《武夷新集》等文献。

杨亿的文学思想:

“激扬颂声”与“辅明良于治世”的统一。西昆体取材赡博，雍和华丽，但因为是耿介之士所作，而不为谀美，诗歌中颇多婉曲寄意，尤以咏史诗为最。

始皇衡石量书夜漏深，咸阳宫阙查沈沈。沧波沃日虚鞭石，白刃凝霜枉铸金万里长城穿地脉，八方驰道听车音。儒坑未冷骊山火，三月青烟绕翠岑

王仲荦注曰:“馆臣亦借始皇以讽宋真宗也。

刘筠的和诗:从臣嘉颂徒虚美，不奈卢生谶国亡。

郑再时《西昆集笺注序》 (杨亿)徒以鲠直之故，屡犯主颜，又遭王钦若、陈彭年等谮诉得行，郁郁不得申其志。然志终不可，发而为诗，即此集是。非“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耶?集中若《受诏修书》诗之显然，固无论，他如《代意》《禁中鹤》、前后《无题》《直夜》《怀旧居》《因人话建溪旧居》《属疾》等题，随处可见其感慨寄托。

杨亿《武夷新集》中表现出的文学旨趣则更加清晰:

送人知宣州诗序君以治剧之能，奉求瘼之寄。所宜宣布王泽，激扬颂声。采谣俗于下民，辅明良于治世。当俾《中和》《乐职》之什，登荐郊丘;岂但亭皋陇首之篇，留连景物而已。颜师古:“《中和》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也;《乐职》，谓百官万姓乐得其常道也。

《南史》:“恽立性贞素，以贵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为诗云:’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琅邪王融见而嗟赏。

总结：

由于这一诗派的主体毕竟是位居崇阁之上的文人，生活环境限制了他们作品的内容。同时，还应看到，唱和是诗歌游戏的一种形式。

欧阳修《归田录》:“杨大年每欲作文，则与门人宾客饮博、投壶、弈棋，语笑喧哗，而不妨构思。以小方纸细书，挥翰如飞，文不加点，每盈一幅则命门人传录，门人疲于应命，顷刻之际，成数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

二：北宋中期“宋调”的形成

梅尧臣率先自树一帜，苏舜卿与之呼应，他们在吸取唐诗尤其是白居易、韩愈诗歌某些因素的同时，又顺应着时代文化的特点，在诗歌的题材、感情表现和语言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新的尝试，从而打开了宋诗的道路。由于欧阳修的竭力推举，他们在诗坛上造成了更大的影响。

1.梅尧臣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城人，当过尚书都官员外郎，后人因称“梅都官”，又以宣城之古名，称之为“梅宛陵”。有《宛陵先生文集》。梅虽一生沉沦下僚，对于国家、政治却抱有强烈的关切。早年和西昆派诗人关系甚密，但诗歌风格却与之不同，后来更是有意识地加以纠正。纠正的方向，先是强调《诗经》以来文学干预社会、针现实的传统，反对诗歌中的娱乐、游戏倾向。他写不少反映现实政治问题和民生疾苦的作品，既欲以此感悟上层统治者，又借以表现自己的道德良心。

梅尧臣诗歌的艺术风格，欧阳修谓之“古硬”，又谓之“平淡”古硬的一面，主要是效仿韩愈诗的风格。梅尧臣的诗常用一些生涩怪僻的文字、暗昧阴郁的色彩、带有恐怖和荒蛮感的意象，构成幻觉性而非日常意味的诗境。梅尧臣学韩诗的目的，是为了矫正唐五代以来诗歌中疲软圆熟的弊病，以求雄健之美。

梅尧臣所作“平淡”一路的诗，更具他个人的特色。其《读邵不疑学士试卷》曾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所说的平淡，是避免激情的表现、浓重的色彩、警策醒目的字眼，而求得自然淡远的意趣，如

《鲁山山行》:

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处，云外一声鸡。

2.苏舜钦

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开封人。做过县令、大理评事、集贤校理，因接近主张改革的政治家，被人借故诬陷，罢职闲居苏州。后来复为湖州长史，但不久就病故了。他与梅尧臣齐名，人称“梅苏”。有《苏学士文集》

3.欧阳修

欧阳修对于韩愈是推崇备致的。他在《六一诗话》中说:“退之笔力无施不可。……然其资谈笑，助谐谑，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他既这样称赞韩愈，也模仿韩愈的诗歌，同时又深受李白的影响，形成自己的特色。他处处用散文的来创作诗歌，流动自然，无论字句意义，都如说话一般地明浅通达，而骨肉又丰厚有力，丝毫没有西昆体那种艳丽气与富贵气，但是他又不象韩愈那样故作盘空硬语，奇文怪字，走到艰苦险僻的地步，这正是他的艺术特色。

“诗穷而后工’ 《梅圣俞诗集序》: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十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六一诗话》及其对诗学批评样式的贡献

体现了欧阳修的诗学审美取向

《六一诗话》云:“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

称颂梅尧臣“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
赋予诗话体兼及纪事、述事的性质，展示诗歌的创作背景

《六一诗话》:“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如:’袖中谏草朝天去，头上宫花侍宴归。’诚为佳句矣但进谏必以草疏，无直用稿草之理。唐人有云:’姑苏台下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说者亦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如贾岛《哭僧》云:’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身。’时谓烧杀活和尚，此尤可笑也。若’步随青山影，坐学白塔骨’，又’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皆岛诗。何精粗顿异也。”

欧阳修开出的诗学话头，成为后世讨论诗学特征的典型材料。《六一诗话》虽然篇幅不长，但纪实、征实的取向颇为清晰，并为其后的诗话体烙下了恒久的印记。
开启了随笔体诗学批评形式，为古代诗论提供了新范式

欧阳修在《六一诗话》开篇即云:“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 严羽:“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

诗歌风格问题是中国古代诗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但又极难名状虽诗论家亦有细致论列但很难做到穷尽具足，肇始于欧阳修的随悟而得，看似零星缺乏结构系统，恰可灵活自如地表达诗学批评中具体而微的问题。

《六一诗话》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德行功业冠绝一代的司马光，即据《六一诗话》而作《续诗话》。其后又有刘放撰《中山诗话》、陈师道的《后山诗话》、魏泰的《临汉隐居诗话》、许額《彦周诗话》、昌本中的《紫微诗话》、叶梦得的《石林诗话》，等等。由欧阳修开启的诗话体，因其灵活自如的形式，促进了诗学批评的普及与深入。

三：北宋末期诗坛

1.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江西临川人。庆历三年进士及第，为淮南判官，鄞县知县等地方官。嘉祐三年，从常州知州调为提点江东刑狱，有《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即后人常说的万言书，主张建立宋王朝的“法度”，效法“先王之政”的精神，对现实政治有所改易更革。

政治诗

王安石一生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斗争，把文学作与政治活动紧密相联，反对西昆派文人，认为“文者务为有补于世用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雕镂绘画也”，要之以适用为本”，正是由于王安石持有实用的文学观念:他的诗文大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地方任官时丰富的实际见闻与经验的积聚，构成了王安石“矫世变俗之志”，也决定了王安石大量政治社会诗的内涵与特征的形成。

王荆公体

《祭欧阳文忠公文》称叹欧阳修:“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其积于中者，浩如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

王安石在艺术上为诗歌史作出较大贡献的是他的一些咏物抒情、述怀感旧、登山临水、酬答赠别的近体诗和他后期的一些写景抒情的小诗。特别是晚年的小诗，以其独特的风格和写法被人们称为“王荆公体”

2.苏轼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名和仲，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今属四川）人。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21岁的苏轼随父苏洵进京，次年，与弟苏辙中同榜进士。苏氏父子皆能文，在当时皆负盛名，世称“三苏”，其中以苏轼的影响为最大。

生平经历

北宋建国以来，制策入三等的只有吴育与苏轼两人。长篇大论之《进策》、《进论》就是在参加“特科”考试前献给皇帝的。苏轼已经敏锐地看到了当时社会“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策略第一》）的潜在性危机，提出厉法禁、抑侥幸、专任使、决壅蔽、教战守、厚货财等等变革主张。

英宗治平二年（1065），苏轼回京任职，判登闻鼓院。皇帝召试秘阁，再入三等，直史馆。次年，父苏洵卒，苏轼扶丧再度还乡。

神宗熙宁二年（1069），守丧期满还朝，差判官告院。此时，神宗正重用王安石，全面启动变法革新运动。苏轼曾多次上书陈述新法的弊害，并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而要求外放。熙宁四年（1071）六月，出为杭州通判。后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今属江苏）等地。元丰二年（1079），朝中新党罗织罪名，弹劾他以诗讪谤朝廷（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因此被捕入狱，遭受了平生的第一次大磨难。经多方营救，苏轼才得出狱，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苏轼词之创作也进入一个高峰期。

涉及诗歌：

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其一

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

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

狱中寄子由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宋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全面起用旧党，苏轼被召还京，除起居舍人，累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苏轼根据自己任地方官的经验，对旧党领袖司马光全部废弃新法表示了不同意见，要求保留“差役法”。因此，他又遭到来自旧党内部的不断攻击。苏轼再次主动要求外放，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六年召回。后知颍州、扬州、定州等地。

宋哲宗赵煦亲政，起用新党，罢斥旧党，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英州，再贬惠州（今广东惠州市），四年再贬儋州，在现在的海南岛。徽宗赵佶即位，遇赦放还，卒于常州旅舍。

总特点

苏轼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位空前绝后的通才，其诗歌为宋代诗风的代表人物，其文章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书法为“苏黄米蔡”宋四家之首，其绘画作品的历史地位同样不容置疑。苏轼的诗，涤荡了宋初纷华绮靡的恶习，为宋诗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奠定了宋诗的独特面貌。

心态转变

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作为刚到黄州时的词作，可以看出作者心内的紊乱，可正是在黄州，作者完成了自己处世哲学的形成。《赤壁怀古》、《赤壁赋》等篇章，才是作者对人生乐观冷静的态度。而写作此词时，应该还没有完成这种成熟。但此词很受后人推崇，《山谷题跋》：“语意高妙，似非吃人间烟火语。”

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轼要趁此良辰美景，驾一叶扁舟，随波流逝，任意东西，他要将自己的有限生命融化在无限的大自然之中。这首词表现了词人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生活态度和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展现了作者旷达而又伤感的心境

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所谓风雨，所谓晴，不过是人心中的幻象而已。苏轼进入到了佛教所说的“无差别境界”。因此佛教劝人“无执”，一切都不要执着，不要被外物所系缚。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不要太在乎，所谓“宠辱不惊”。

定风波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元丰六年，即《定风波》创作后的第二年，苏轼的好友王巩从岭南荒僻的贬所宾州北归，命随行歌妓柔奴为苏轼劝酒。问及广南风土，柔奴答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这让东坡深以为然，遂创作了此首《定风波》

减字木兰花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

**便乞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

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宋哲宗元符二年，苏轼六十四岁，距离他去世还有两年，在儋州留下了几乎是他人生的最后一首词《减字木兰花》，浑然天成，修养已达极致，看淡世上一切荣辱的心态。

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黄州、惠州和儋州正是苏轼一生之中三次被贬所在。心、身固然不可能永存的，但苏轼的这种“功业”远远超越了世间的攻城略地、封侯拜相、荣华富贵，这种功业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宋代所涵养出的士大夫的伟大心灵与精神。

诗歌类型

苏轼的诗歌约有二千七百多首，内容丰富多彩，他以富有个性化的形式，抒情写怀，广泛地反映了自己的时代。

（1）政治诗和讽喻诗

陈师道《后山诗话》：“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

如：荔支叹，吴中田妇叹，

（2）景物诗：善于捕捉大自然中瞬息变幻的景物

如：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

（3）理趣诗：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如：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书焦山纶长老壁

（4）抒怀诗

在苏轼的诗歌中，最大量也最为人们喜好的是那些通过描写日常生活经历和自然景物来抒发人生情怀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以庄禅趋时空的观照框架理解俗世人生，带有很强的哲理性，因而把古诗中常见的一些题材提升到很高的层次上，诗的内涵显得深厚，同时也表现出旷逸豁达的人生态度。

如：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3.黄庭坚与江西诗派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分宁（江西修水）人。尝游山谷寺，喜其胜境，自号山谷。治平间进士，以校书郎为《神宗实录》检讨官，迁著作郎，后以诗与苏轼齐名，时称苏黄。苏轼对于他特加赞赏说：“其诗文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人久无此作。”因此名誉更高。

会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

黄庭坚的作诗主张

1.夺胎换骨
- 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
- 王若虚《滹南诗话》：“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余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
2.字字有来处
- 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3.拗体
- 拗律是平仄的交换，使诗的音调反常；拗句是句法的组织改变，使文气反常。
- “盖世功名棋一局，藏山文字纸千张”（《题李十八知常轩》） “世上岂无千里马，人中难得九方皋”（《过平舆怀李子先》） “三人成虎事多有，众口铄金君自宽”（《戏交代张和父酒》） “湘东一目诚甘死，天下中分尚可持”（《弈棋二首呈任公渐》） “但知家里俱无恙，不用书来细作行”（《新喻道中寄元明》）
4.去陈反俗，好奇尚硬
- 首先用文的自然节奏取代诗的固定节奏，造成诘屈拗口的不和谐音，如“笑陆海潘江”（《晚泊长沙示秦处度范元实》），“似仁祖德性”（《重赠徐天隐》），“邀陶渊明把酒椀，送陆修静过虚溪”（《戏效禅月作远公咏》）。
- 其次是运用虚词，使诗歌产生一种浑灏古朴的文章气势，再加上押韵险窄，造语生新，就形成了奥硬的风格，其渊源则来自韩愈。

黄庭坚能成为一个宗派，并不是偶然的，他的理论，主要强调诗歌的形式与技巧。这种倾向发展下去，必然漠视文学的内容，走上形式主义的道路。但他所强调的开拓诗境，反对庸俗、语言独创的这些论点，还是很有意义的，并且也有成就。不过在初衷上走得过偏，加以后学宣扬标榜，形成了形式主义的不良倾向与影响。

由于黄庭坚在政治上一生坎坷，长期被贬在边远地区，有一定的生活体会，所以他也写过少数内容较优秀的作品。

寄黄几复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壁立，治病不蕲三折肱。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

随着江西诗派的肇兴，一批江西诗派或受黄庭坚影响的诗人撰有多种诗话类著作，如《后山诗话》《洪驹父诗话》《王直方诗话》《优古堂诗话》《潘子真诗话》以及不以“诗话”为名，而有“诗话”之实的作品，如《潜溪诗眼》等。这些诗话基本体现了江西诗派的诗学主张。

4.陈师道与《后山诗话》

陈师道与黄庭坚诗学思想的同中有异：

取法对象及路径
1. 师杜是黄庭坚与陈师道及其江西诗派共同的诗学倾向。陈师道:“欧阳永叔不好杜诗，……余每与黄鲁直怪叹，以为异事。”
2. 陈师道认为学诗应循由黄入杜的途径:“黄诗韩文，有意故有工，左杜则无工矣。然学者先黄后韩，不由黄韩而为左杜，则失之拙易矣。”
3. 与黄庭坚“学杜诗而不为”不同，师杜，才是陈师道最为根本的诗学追求:“诗欲其好，则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而子美之诗，奇常、工易、新陈莫不好也。”
4. 又云:“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退之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尔。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尔。学杜不成，不失为工。无韩之才与陶之妙，而学其诗，终为乐天尔。”
5. 师杜某种程度上是追慕陶渊明而不得的一种选择，追慕陶诗的取向在其诗歌中得到了体现，陈振孙:“后山虽日见豫章之诗，尽弃其学而学焉，然其造诣平澹，真趣自然，实豫章之所缺也。”陈师道所尚与黄庭坚生新瘦硬的诗风有明显不同。
6. 基于这样的取法因由，陈师道的审美取向也与黄山谷稍有不同:“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诗文皆然。”
7. 陈师道追慕并取径黄庭坚，明显体现了江西诗派的基本旨趣，而其对陶渊明、杜甫的尊奉，也为后世对江西诗派师法取向描绘出了大致轮廓。

十六：宋代古文运动

关于有宋三百年文章发展趋势，《宋史·文苑传序》有大致叙述:

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南渡文气不及东都，岂不足以观世变欤?

宋初“五代体”

宋白:“学问宏博，属文敏赡，然辞意放荡，少法度”
赵邻几:“少好学，能属文，尝作《禹别九州赋》,凡万余言人多传诵……为文浩博，慕徐、庾及王、杨、卢、骆之体。每构思，必敛衽危坐，成千余言始下笔，属对精切，致意缜密时辈咸推服之。及掌诰命，颇繁富冗长，不达体要，无称职之誉”
郑起:“时举子多尚诗赋，惟起有文七轴，歌诗尤清……虽幼能属文，殊少警策。每草制必精思讨索而后成，拘于引类偶对，颇失典诰之体”

一、尚古慕韩:柳开、王禹的古文理论

柳开(947-1000)，字仲涂，自号东郊野夫、补亡先生。开宝六年(973)进士，历任常州、润州、环州、忻州、沧州之知州、刺史及殿中侍御史等职。有《柳开集》

“就其文柳开对宋初古文革新运动的贡献，四库馆臣谓之:“就其文而论，则宋朝变偶俪为古文，实自开始。”
柳开的古文定义:
- 子责我以好古文，子之言何谓为古文。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子不能味吾书，取吾意，今而视之，今而诵之，不以古道观吾心，不以古道观吾志，吾文无过矣。吾若从世之文也，安可垂教于民哉?亦自愧于心矣。 ——柳开《应责》
柳开的文道观:
- 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之不良，获斯失矣女恶容之厚于德，不恶德之厚于容也。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 ——柳开《上王学士第三书》
柳开的文道观对纠矫晚唐五代以来文坛盛行的骈偶之风具有积极意义，但持论又显示了轻视艺术形式的一面。
柳开所论之“文”，是传道教化之文，不是辞章家之文，与古文家之文亦有差异，
清人陆以湉云:“柳仲涂文近于艰涩，盖承五代鼽敞之习力矫其弊，意在于古其理，高其意，而文辞之工拙不暇计也。”
柳开以承绪儒家道统为期，其文论必然慕古贱今
柳开在强调“文章为道之箜”的同时，还主张文以表心强调人与文的统一

柳开在北宋初期文坛偶对风气甚盛之时，标举古道、古文主张“随言长短，应变作制”，对其后的古文家具有先导之功。柳开执守儒家仁义之道，不无保守之憾。但应该看到，经历了五代士风衰敝之后，柳开汲汲于弘扬儒家之道，其目的在于重塑儒家的理想人格，扶名教，振士风。这虽然溢出了文论的范围，但宋初士人提出道德修为，重视探究天道人性，深深影响了宋代以后文学理论的发展。

王禹俑(954-1001)，字元之，济州钜野(今属山东)人。世为农家，太平兴国八年(976)擢进士。官至翰林学士，曾三掌制诰。王禹偶性情刚狷，数忤权贵，故屡遭摈斥。喜奖拔后进，当世名士多出其门下。著有《小畜集》。

崇尚古文，曾言：咸通以来，斯文不竞，革弊复古，宜其有闻。
古文观念：易道易晓
- “吾不师今，不师古，不师难，不师易，不师多，不师少，惟师是尔。”
王禹偶理论与创作兼胜，其古文理论又与诗学审美旨趣结合在一起。王禹偶是宋初白体诗的代表，时人有云:“当今名贤诗，方之唐人，皆云，王元之似乐天，……斯言为中的。”《彦周诗话》云:“本朝王元之诗可重，大抵语迫切而意雍容，如身后声名文集草，眼前衣食簿书堆’。又云:’泽畔骚人正憔悴，道旁山鬼莫揄挪。’大类乐天也。”对白居易的唱和诗与讽谕诗都有追慕，一些反映生民疾苦，表现诗人内心感的作品明显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的现实精神。
师习杜甫:“本拟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自贺》)“其诗效杜子美，深入其间。”(《送丁渭序》)
杜甫、白居易的诗歌多写生民疾苦的内容，质朴自然，了无奇僻刻削痕迹，这与王禹偶为文追慕韩愈而得其易晓相通。

柳、王在“尊韩”上的区别:

王禹偶与柳开一样，都追慕韩愈，力求纠矫文坛卑弱轻靡的五代流风，但二人推尊韩愈的角度稍有不同。
柳开将韩愈谱入道统、文统:“先生(韩愈)之心与夫子之旨无有异趣者也。”
- 推尊韩愈之道重于文，肯定韩愈之文，在于其能够明道:“俾韩愈氏骤登其区，广开以辞，圣人之道复大于唐焉。
王禹偶则文重于道:“吏部之文，与六籍共尽。
- 教诲张扶为文技法云: “姑能远师六经，近师吏部，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又辅之以学，助之以气，吾将见子以文显于时也。”

柳、王在尊“扬雄”上的区别:

柳开对扬雄推敬至甚，将扬雄也列入道统、文统之中。《汉史扬雄传论》:“且子云之著书也，非圣人耶?非圣人也则不能言圣人之辞，明圣人之道;能言圣人之辞，能明圣人之道则是圣人也。子云苟非圣人也，则又安能著书而作经籍乎?既能著书而作经籍，是子云圣人也。”
王禹偶对扬雄的态度则几乎与柳开完全相反。张扶为文三十篇，王禹偶认为其“语皆迂而艰也，义皆昧而奥也”，王禹认为这与其对扬雄的崇仰过度有关:“子之所谓扬雄以文比天地不当使人易度易测者，仆以为扬雄自大之辞也，而非格言也，不可取而为法矣。”又说:“雄之《太玄》，既不用于当时，又不行于后代，谓雄死已来，世无文王、周、孔，则信然矣，谓雄之文过于伏羲，吾不信也。仆谓雄之《太玄》，乃空文尔，今子欲举进士，而以文比《太玄》，仆未之闻也。”

二、反西昆与穆修、石介的古文观

穆修，字伯长，郓州(今山东东平县)人。大中祥符二年(1009)进士，调泰州司理参军。著作被门人祖无择编为《穆参军集》。据《宋史》本传载:“自五代文敝，国初，柳开始为古文其后，杨亿、刘筠尚声偶之辞，天下学者靡然从之;修于是时独以古文称，苏舜钦兄弟多从之游。修虽穷死，然一时士大夫称能文者必曰穆参军。”

穆修关于传道之文虽然论述不多，但已被后世理学家谱入了理学发展史。二程云:“先生(邵雍)得之于李挺之，挺之得之于穆伯长，推其源流，远有端绪。”

作为北宋古文兴起的重要一环，清人方功惠云:“往功惠在羊城，陈兰甫京卿劝以刻柳仲涂、穆伯长、尹师鲁三家集，谓三家古文实为欧阳公开先，凡治古文者不可不读。”

石介(1005-1045)，字守道，兖州(今属山东)人。天圣间举进士甲科，历官至国子监直讲。曾居于徂山下，世称徂先生石介是孙复的高足，乃理学名士。对当时流行的西昆体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怪说》三篇的批评言辞尤其峻烈，其中“上篇言佛老，下篇言杨亿”，认为儒家是垂于万世之经，不可易之道，被“佛、老以妖妄怪诞之教坏乱之，杨亿以淫巧浮伪之言破碎之”

作为理学家的文论，石介并未限于文以求道，还涉及了其后理学家论及的性、诚等范畴与文的关系问题:

“夫与天地生者，性也;与性生者，诚也;与诚生者，识性厚则诚明矣，诚明则识粹矣，识粹则其文典以正矣。

在复古意识驱使之下，石介追慕韩愈之文,以力矫时习，锋芒所向，直指庙堂之上的君臣,为了纠矫文坛风习，石介尤其重视杰出人物的贡献

“道大坏，由一人存之;天下国家大乱，由一人扶之。“为天子能知乎文之本而思复于古，非英主欤?为宰相能悼乎风之变而思救其弊，非贤相欤?介窃惧圣君贤相之事异日泯落。”

对宋代文坛，石介特别推重柳开:“唐去今百余年，独崇仪(柳开)克嗣吏部声烈。”王禹偶、孙何、贾同等人“零丁羁孤不克振，故本朝文章视于唐差劣” 为寻求振兴文坛的盟主，石介“汲汲焉狂奔浪走数千里外，以访以寻”，乃至为斯文失坠而“临忘食，中夜泣下”

石介的文学思想另有两点也应得到关注:

其一，石介在痛诋西昆流行之弊时，对于西昆流行的原因有客观的认识，云:“国朝祥符中，民风豫而泰，操笔之士率以丽藻为胜。”肯定了文与时运之间的关系，隐然承认了西昆流行的必然性。他也承认:“杨亦学问通博，笔力宏壮:文字所出，后生莫不爱之。”排击杨亿的根本原因是杨氏之文“破碎大道，雕刻元质，非化成之文”
其二，石介在倡求古文传道、融学论文的同时，对诗的审美特征、抒情写意功能亦有清醒的认识

三、欧阳修与古文运动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更号六一居士宋庐陵(今江西永丰)人。天圣八年(1030)进士，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欧阳修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三苏”、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在政治上，他曾分别参与范仲淹、曾公亮的政治改革。对于文坛风气的改变贡献尤著。著有《诗本义》《新五代史》等，与宋祁等合纂《新唐书》。后人将其诗文编为《欧阳文忠集》。

欧阳修在古文运动上的成功，在于议论的同时在作品上表现，优美的成绩。他不仅是古文大家，诗词赋以及四六骈文，都是一代的名手。加之他在政治界、学术界都有崇高的地位，乐于指导青年，奖励后进，使其成为文坛盟主、群伦领袖。在友朋辈梅尧臣、苏舜钦，门下士苏轼、曾巩、王安石等人的推动下，于是古文运动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集团，而达到较韩柳时代更成熟更普遍的成就。

(一)力矫“太学体”,倡行自然古文

何为“太学体”?清人沈德潜认为即杨亿、刘筠的西昆体骈文;曾枣庄、葛晓音以及日本东英寿等学者认为“太学体”是奇涩险怪的古文，

朱刚认为“太学体”主要不是石介的影响在历史上的残留而是欧阳修后辈企图超越前人的尝试。

张兴武认为:“太学体”并非古文，而是一种流行于学校与科场之间的区应试文风，其文体范畴包括赋、策和论。石介以“庆历新政”为背景创作的《庆历圣德颂》，集中体现了议论怪诞、语言僻涩的文风特点，是一篇太学体的范文，

对于太学体，与欧公同时的韩琦、苏辙等人都有明确记载:

苏辙:“是时。进士为文以诡异相高，号太学体”

韩琦:“举者务为险怪之语，号太学体，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淡造理者即预奏名。初虽怨纷纭，而文格终以复故者，公之力也。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旗帜，但这一运动所革对象则并不十分清晰。有人认为，欧阳修的诗文理论，乃针对西昆而发，如:“庐陵之诋杨钱，无异公安毁王李。”但事实上欧阳修对杨亿及西昆派颇多褒赞。

欧阳修虽然主观上对西昆体并无强烈的纠矫或变革意识，但客观上还是显示了与西昆迥然不同的文学取向。欧阳修是操文柄者，以文学经世是其必然选择，“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对文坛最大的改变也在于使文章“系乎治乱”，改变科场及“太学体”的目的亦在于此。

(二)欧阳修的文道观

契阔艰难,见公汝阴。多士方哗,而我独南。公曰子来,实获我心。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利而迁,则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无易。–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

考察欧阳修文道观时需要与道学家所论进行辨析:

“性即理《中庸》云:“率性之谓道。”朱熹憙释之曰:“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也。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

性乃道之实，心性是道学的根本。

陈淳曰:“理是泛言天地间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这道理受于天而为我所有，故谓之性。

道学本质上是性理之学。理学是内圣外王之学，内圣是他们论学的根本与出发点。

论学是否以性为核心范畴之一，是判断其是否理学或道学家的重要标准。

与道学家不同，欧阳修论道不论性:

《中庸》曰“率性之谓道”，是性即道也。

欧阳公《答李诩书》曰:“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六经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详，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或专为性而言也，故虽言而不究。……今之学者，于古圣人所皇皇汲汲者学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乃好说性，以穷圣贤之所罕言而不究者，执后儒之偏说，事无用之空言。此予所不暇也。”

故欧阳修文道关系的一些论述虽与理学家颇为形似，但内容迥然不同，他的道，不是性理之道，而是现实之道。

《宋史·欧阳修传》:“方贬夷陵时，无以自遣，因取旧案反覆观之，且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于是仰天叹曰:’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可知!’自尔，遇事不敢忽。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

欧阳修的文道之论实质讨论的是文学与社会生活而不是与儒家道统的关系。

欧阳修对李翱所重，乃在于文之经世。就其文体而言，称道李翱的是赋而非性理之文。可见欧阳修文论中的重“道”之论，实际是对孜求藻丽而不及于物的文风的反拨，与理学家重视性理之道迥然不同。

四、理学家的文学观

宋代的文学思想，到了道学家，才正式建立起来道统文学的权威。他们是从韩、欧的领域更进一步，而走到文学无用论和载道说的极端。他们的议论，全都是属于文学的内容与意识方面，从未触及过修辞形式以及有关于艺术表现上的种种问题在道学家的眼里，文学完全为道学气所掩蔽，把美与艺术的意义与价值，一扫无余。

韩欧论文，虽时以“志乎古道”和“道至而文亦至”为言还没有正式说出“文以载道”的口号。载道之说，实始于道学家周敦颐。其《通书·文辞》云:

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致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到了二程，连前人所推尊的韩愈也发生不满，而发出最偏执顽固的学文害道的倒学之说:

退之晚来为文所得处甚多。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二程遗书》卷十八

宋代道统文学的建立，到了朱熹，达到了最成熟最有权威的地步。

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 《朱子语类》

西昆体盛行时，非时文不能干禄，至此则非尚性理，非《通书》《语录》不行。作诗作词，是玩物丧志，阅读小说戏曲，都是轻薄恶劣的行为，在一般人们的头脑里，只有周孔一类的圣贤偶像，只有《四书》《五经》一类的古典文献。这样的一种观念和现象，是宋代道统文学建立起来以后，所表现的成绩，也是道学对于纯文学的迫害。

道学家对于文学的高压手段至此可谓走到极端。二程所说的文章与异端同科，到了理学家、教育家，实行着扫荡清除的工作，所谓文学作品，大都是“本心不正，脉理皆邪，读之将恐染神乱志”，成为学者教育界以及家长们的共同信条。这一种观念与力量，中间虽曾有过元代与晚明间的衰微，在整体上说来，一直继续到清朝末年